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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好！”床头外线电话响起来，“老李，在干啥？”竟是常隼从济南打过来的。
“无聊，在瞎捣鼓我收藏的毛泽东像章。”我说。
“别捣鼓了，中心的博士点今年就要批下来了，你快考吧！但要先报流行病与卫生统计专业，来了等中心博士点下来再办手续转过来。但是今年山大中心先以流病名义允许招生了，招三个，你网上查。”常隼催着我。
“怎么着？快批下来了，这怎么办？我没复习啊！我这里又上不了网。”我一听急了。我一直在打听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招生的事情。
“你快找王曙森啊，他不是在负责招生吗？”常隼提醒我。老常一句话提醒了我。
“曙森，忙啥？快告诉我，今年博士招生的事情，听说中心那边可以招了？”我打电话给王曙森。
“是可以招生了，今年三个。你早干啥的？这时候才想起报名，你来凑热闹啊。今天已经是2月22号了，3月12号就要考试了，再说，报名时间都过了，你快算了吧，明年报考。”王曙森劝我。
“兄弟，帮帮忙，还能不能报名？”我急切地问，汪洋大海冥冥之中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那你明天快来，我从机器系统里直接给你报，明天务必来，国家报名网后天就关了，到时我这里可就没办法了。”王曙森说。
“好，兄弟，你等我，我明天一定赶到。”我放下电话就开始了明天及如何应付考试的计划。
“老爸，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我就没见你在家里这么老实地呆着，怎么不去上班了？”从济南网上报名回来，我偷偷地找人民医院院办我的老主任刘远明盖了章，以人民医院的名义纸质报名。那梁水还是办公室副主任，硬是刁难不给盖，那眼斜看着我，但碍于刘远明的安排，他又不得不给盖了。要是通过乡镇和高密组织部，还不知道又给我设上什么绊马索，我是找共产党这种研究研究的办事方式折磨透了。我在乡镇也是经常使用研究研究来推脱处理事情。
“你小子，好好玩你的，别打扰我，老爸要复习考试。”自从济南回来，我就把自己的小卧室兼书房收拾干净，低头快看那些死记烂背还要灵活发挥的东西。有时她喊我吃饭，我爱吃不吃。她说自己肾不好，不能吃盐，可总不能一点味道也没有啊，还不如我自己做。修也吃不下她那没有任何盐味的东西，每次放学回来，总是乐呵呵地等着吃我做的。和她已经习惯不说话了，也没的多说，她也不知我为啥要考试考什么试，我也只管低头做我的事情，懒得和她多说半句。但我知道那是一个幽灵，很奇怪，我就是那么惹她感兴趣，每次偷着背着懒得和她说的事情，她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间谍一样刺探。
老天爷总是公平的，这5年，没有让我在乡镇虚度。我感谢松堡的大棚倒了，感谢那些投机取巧不惜踩着我肩膀向上盘梯的小人，感谢东集田上访，感谢王来，感谢我的乡镇经历，给了我人生最坚强的磨难。也许，3月12日，在那高雅的考场里，只有这么一个泥腿子带着泥巴的土腥味在愤愤地答卷。笔试完，起风了，带着黄河故道的尘土打在脸上，没有感觉，我用手抹了抹没来得及理的长长的头发，任其卷吹。面试完，心舒了，带着一股5年孤独的悲愤，我用自己的工作实际给评委交了一份答卷。和我一起考试的还有硕士毕业留山大的同学，我发现，6年了，在大学里一直执教的她，竟然还不如我英语讲得流利。
就这样，我像贼一样偷偷报名，以本专业第一名考上了山东大学的博士，取得了唯一的一个统招名额。
6月的集田，蝉在啦啦地叫着，我突然感到今年的夏天怎么这么清凉。要走了，我把松堡老宋、王生麟、王琢理等几个要好的在我患难时仍然没有舍弃我的好朋友，开车邀请到集田喝得昏天黑地。自从离开松堡，那个党委大院的门口，我就发誓不再踏进，那里面，没有了美好，只有那些小人投机取巧留给我的恶心和呕吐。
“李书记，你还不知道？吴祝秋出事了，胶河护坡出的事，自己偷着弄了30万，让检察院弄去呆了三个月，全吐出来了，出来剩的只皮包骨头。”王生麟喷着酒气，“高密纪委对松堡党委政府和各部门机关财务大检查，包括各项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出了点事。护坡工程油水最多，出事最大，宋和风在河道工棚里喝酒，喝死了，不然这次他也干不成了，弄出了20多万。”
“科技园呢？生麟？科技园有没有审出问题来？”我的舌头都不打弯了。“审了，你走的第二天郑书记就安排审计，也没什么动静。”王生麟说。
“去他妈的，审计有事我也不怕，我又没管财务，是人家管钱，我只管干活。有句话叫怎么说来？怎么说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老子堂堂正正，还怕他们审计？”我要走了，我还怕啥，我不用在乎了，从今后，我只不过就是个学生，做做学术而已，我再也用不着说那些昧着良心冠冕堂皇的话了。
我要走了，竟然收到了毛风民的一封信。
您好：
我们怀着十分真诚而又无奈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思想和工作。
我们到乡镇工作已快四年，不必说经受的磨难和锻炼，单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就十分难堪：上边不问、下边又不管。工资没着落，提拔又靠边，家里的孩子没人看，夫妻分居多年，吃苦受累不要紧，所谓的希望惨淡。流血流汗，我们无怨，可我们的将来怎么办？曾经的年轻将成为过去，满腔的热血也冷淡，我们想回到潍坊早日与家人团圆。
请您在百忙中问一问、研究研究怎么办？感谢组织的关心，圆我们的至盼！
“涵穹，怎么着，听说你考博士要走了，就这样把兄弟撇这里了？”从潍坊一起下来的原关系是潍坊档案局的毛风民，从安丘给我打来电话。“收到我的信没有？他娘的，这乡镇工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几个要好的写了这封信，大家联合签名，你签好后再寄给我。你考博士走了，用不着走调动，我们还得积极要求啊！”
“好，兄弟，放心！不就是签个名吗？反正我又用不着他们调动，和大家掺和一下，能给大家起作用更好。”我说。
或许那封信起了作用，余下的30名下派干部分布在潍坊十二个县（市、区），在我走后的三个月，陆陆续续地调到了潍坊高新开发区，原级别不动，只是回城了。
悲哉！我的“知情岁月”，我要走了，回想5年“知情岁月”，历史竟然那么相似。70年代末，伴随着毛泽东1968年“12·11指示”，约有3000万知识青年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多年的悲壮、凄凉、无奈、尴尬的难以名状的“上山下乡”历程。文革末期，“上山下乡”运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和前途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就这样仓促而起，悄然而止。如今，36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出了那个狂躁的文革年代，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现在二三十岁的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
在1998年的12月份，也是在共产党人豪迈壮语的号召下，我们潍坊的40名热血青年，背起行囊，抛妻别子，各怀目的或者形象为各怀鬼胎，像当年文革那样，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不同的是这40人，有6个人下去时就是乡党委书记，6人是乡镇长，其他大多为闲职的乡副书记、副镇长。事情一开始就是悲壮，明白人在当时可能一看大多数人是陪衬，40人当中，提拔的不过就那么10个人，还是一下去半年、一年就提了乡党委书记和副县级干部，余者在下面苦苦挣扎，苦苦煎熬。他们就在这两不管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而故事中的我，无奈之际，从乡镇考博士走出来。那是5年啊，人生最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民，中国的乡镇，中国的那些为了个人政治仕途的小人。其实，真要是奉献给了我们的老百姓，倒也心甘情愿，事实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不过成了他们摇旗呐喊的一个卖命小卒，一个过河而死的小卒子。
回想往事，并不如烟，很清晰很清晰的，不像昨天，就像在今天。历史和今天竟然有着那么惊人的相似。我担心，只要根本的东西不变，这种惊人的相似还会继续演下去，只不过谁来当演员的问题。
乡镇5年，我负责所谓的现代化高科技园，盖大棚、养羊，种日本菜、巴西旱稻；设计白羊山，分管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