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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谁知怎么死的？倒霉！”我说。
“好啦，这事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赔点钱么。费改税出事的地方多着，你这算啥！就这样，你们别忘了把材料尽快交上，我还要去松堡处理老百姓上访党委卖地的事情。”王局长说。
“李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打电话找我们去解释于家水西那事情。王书记在潍坊开会，让你负责去解释，听说市委非常不满意。”李明说。
“不满意算了，让他们下来收试试，这活没法干了。收不上来不行，每天像催命鬼一样，这样做不也是市委批准的吗？”我气呼呼地上了车。
十月深秋，丝丝凉意，透蓝透蓝的天空散着懒洋洋的绵羊般的白云，云卷云舒下，大雁结成“人字形”慢悠悠“伊呵伊呵……”叫着和谐地南飞，几只强壮的大雁不断替换着处于“V”字形尖端，在潍河上空翩翩而过。深秋的潍河有点瘦，但仍像刚刚生产的妇女，那么丰满肥实。宽宽的河床拥着秋意满满当当咣咣而下，亲吻着我的脚跟，回旋着卷起浪花，轰然打在河边突兀嶙峋的石头上，一遍又一遍刷洗着深红色的岩石。两只打鱼的电船，在水中来回穿梭着，一个渔民驾船操纵着电线，另一个渔民拿着长长的竹竿绑着宽大的竹篱，来回上下左右翻卷着，大大小小的鱼儿漂着白白的肚皮便飞进船舱里，一些来不及打捞被电晕的鱼随激流漂翻着，惹得一些水鸟不时尖叫着冲下啄起，或互相撕咬着。几只水鸭子漠然不顾他们，顾自悠闲地游弋着寻找着自己的食物，偶尔走到河中石头上，抖散着身上的沾水，惊起那些低头吃鱼的鸟儿，演绎一副纯美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把裤腿卷了卷，怕浪花打湿，找了块高兀的石头坐下来，望着秋意盎然，静静地什么没想，什么也在想。
老父亲的话对我打击很大，三十而立何有立？整天就这样无休止地应付一般事务，上级没有因为你出力受尽委屈而会重用你，就是那个整天来找饭吃每次都陪着喝的酩酊大醉的市委副书记平时对我信誓旦旦，听说在这次乡镇干部调整时竟然对我置若罔闻，调整和提拔的全是高密本地人。从潍坊下来我们四个人，除了赵昌隆第一年就走了，我们三个都在原地踏步不动。我们曾私下找过高密组织部，可他们说“不行啊，你们是潍坊下来的，我们不敢动”；而潍坊组织部除了我们第一年下来曾派了一个干部科科长来了解情况后，再也杳无音信。老百姓也不是传统眼里那种善良淳朴厚道的形象，甚至很多还是刁民，他们不会和你讲道理，为了那一点点芝麻粒还小的利益，他们会怒不可遏，对你百般侮辱，而上级政府还把老百姓的素质看的比乡镇干部还要高。要求安民抚民，在稳定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命令下，在所谓的“民生”号召下，把老百姓当成了上帝，必须哄着捧着，像哄孩子一样，不能跌着碰着，只有他们的权利，没有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一听说是上访，就是乡镇干部的责任，继东集田上访后，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我们很奇怪，承包费是上级要求收的，费改税是上级要求搞的，税是要求老百姓纳的，到头来吃气的还是下面具体干事的。怎么干，上级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自己更不满意。仕途没有，事业没有，工作亦没有成就感，真让老父亲批对了。
“唉！怎么办？”回想研究生毕业后的每一个同学，每一个都比我混得好。人家王俊龙在美国已经博士毕业找到了一份优厚自在的工作，就连同学李盛发自己在青岛开性病门诊部都年收入几十万，我呢，一年不到一万块钱，还拖欠半年。我突然感觉浑身凉丝丝的，如游蛇一般的东西贴着脚脖子爬上了后背，嗖嗖地凉到后脑勺。
“他妈的，该走还得走！在乡镇是没路了。”我站起来看着翩翩沙鸥，无奈地感叹着。刚刚摆脱松堡的困境一年多，经历了这场大上访，使我对乡镇彻底丧失了信心。人，总要做点事情，辛辛苦苦做了，上级不认可，老百姓不认可，还做啥呢？做了还有什么意义？总不能这样活着，到45岁就像“老油壶”那样退下来开个茶叶店？我俯身拔了棵胖胖高高的苦菜，放在嘴里咀嚼着，无聊地咀嚼着，也没觉出苦味。
转眼就是春天，一个东集田上访忙活得连春天贴着脚跟了都没觉着。那还是年底，经过半年的缜密调查处理，市委工作组终于拿出了最后的处理意见。
“针对上访提出的问题，工作组走村串户，逐一核实，清查财务账目，理清陈年旧账。经过半年调查，今天，我宣布对东集田处理结果。”市纪委纪检局局长顾希在党委会议室召集王来等上访代表。
“吴有贵，自任村支部书记32年以来，为东集田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多年来随着在任时间的延长，忽视了党纪要求，不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作风粗暴，态度专横，滥用职权，独断行事，导致干群关系激化；工作中不注意生活作风，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影响；多年来，对村财务管理不严，导致集体资产遭受损失；今年的费改税中，又不注意工作方式，没有对群众做好宣传和解释，导致大规模集体上访，造成村委瘫痪，村民涣散。为此工作组根据党委意见决定：正式免去吴有贵村支部书记职务，责令补偿村委吃喝挥霍等公用开支10万元。”
“王德坤，自任村委主任20多年来，任劳任怨，积极协助支部书记做好村民各方面工作，但在东集田发生的事件中，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令补偿村委吃喝挥霍等公用开支7万元。”
“王文英，工作懈怠不力，几年来，该村超生5例，严重影响了全镇计划生育工作，免去村妇女主任职务……”
听完顾局长的处理结果，王来看了看左右，没说话。他用手捅了捅身边外号叫“蛇虫”的，“怎么样？行不行？”
“不行，这样处理吴有贵太轻了，他明明是贪污，怎成了只对财务管理不严，老百姓不会答应的。”那“蛇虫”突然跳起来。
“行了，老王，做人做事别做绝了，我们调查了半年，走访了350户，我们的调查结果再没有说服力，还有什么样的结果能有？人家老吴也不干了，他只是对村财务大手大脚，当然这不对，但也不至于贪污啊，再说，我们也让他作了补偿。”
“等回头再说。别多说了。”王来训斥“蛇虫”。
2003年2月23日早上，把自己的《卫生统计》和《流行病学》书收进包里，我遗憾地欣赏着满树杏花、梨花，深深地呼吸着农村的恬静，紧张地专等大老板王树文来。
“王书记，刚过了年，事情不多，特别是上访、信访等事情，老百姓忙着开春侍弄地，你让他们上访，他们也不来，况且以东集田为首的上访，我们也处理稳妥了。逄戈庄老郭出了车祸，本来老百姓还要找他的茬，这样自然消失了。我想啊，趁着这时，我陪我家属去趟辽宁的疗养院，听说那里治疗颈肩腰腿痛很不错，我好不容易托大连的朋友联系到了床位，所以想请半个月假，和她出去看看，免得她整天躺在家里，也和她出去治治，管她好不好，给她出出疑，你看怎么样？”
“好啊好啊，你只管去。东集田的事情你确实出力了，弄得你连家都回不去，这次好好陪弟妹去看看。钱不够，先从财政所预支点，回来拿着单据，我想办法给你处理。”书记王树文一口答应。
“唉！没办法啊！她这病多年了，也实在没法看。”我摇着头，叹息着，故作抑郁无奈背着包出门坐上了去济南的长途车。
事情变化很快。昨天晚上，细雨霏霏打着无眠的我，正无聊地在一块大PVC板上用“哥俩好”粘贴着自己收藏的200多枚毛泽东像章，收得太多了，我嫌用一个塑料袋子装着没法观赏，就找了一个广告公司的朋友做了个PVC板框，一个一个地把后面的别针取下来，仔细地贴在上面。200多枚像章，大大小小堆了一桌子，最大的一个是后面带有林彪题词的插在波浪滔滔的底盘上，足有40公分高，一个朋友曾500块钱买我都没舍得卖。最小的则如指头肚，但做工非常精美，足见当时人之疯狂虔诚。其中有几个塑料的是我五毛钱买来的，但都带着荧光标志，关闭电灯老长时间还发光。都是我喜欢至爱的东西。
“喂！你好！”床头外线电话响起来，“老李，在干啥？”竟是常隼从济南打过来的。
“无聊，在瞎捣鼓我收藏的毛泽东像章。”我说。
“别捣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