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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孩子懂事早，戴斌从小就知道家里的苦处，一个劲的读书，在小学，一直都是班上成绩靠前的孩子，还跳了两级，他使着劲儿用成绩赢得别人对他的尊重，但这种尊重也仅限于在老师面前，那时候的农村，能重视孩子教育的没几个，一般不让孩子读书，即使读了书，念完小学会认识一些字，算些简单的账目就行了。
读书给戴斌还是带来好处的，上了初中以后，在本村上，到了过年的时候，村里的人有多半不再去公社上去买春联了，都买了红纸到戴斌家里求戴斌写，省下钱不说，也省的跑那个路了。得了人家的好处，乡里人倒是不会让人家吃亏，多半要带些吃食给戴斌，有的家里杀了猪的，甚至会带些肉到戴家来。不但仅此，村上的人多半会对自家儿子说，戴斌那小子是个读书的人，不似你们那么野，人家是使笔，莫要与人家打架，久而久之，小小的戴斌就成了村里特殊的人。
戴斌回忆起来，自个儿觉得社会地位高的好处，估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读书成绩好带来的少许社会地位，自个儿比村里同龄人在成年人面前得到了多些个的尊重，而又因为自个儿为戴家长了脸，家里人在本来就对戴斌特殊照顾的基础上更加特殊了一些，他母亲和姐姐几乎不让他做任何的家务。
当时处在十年浩劫期间，*不但毁坏了那几年的教育，也差点毁了戴斌的前途，1975年，戴斌念到高一，去县城中学上了两个月的课。可是在县城中学里，因为取消了高考，学校老师没心思教书，学生没动力上课，觉得这书实在是没办法念下去了，再因为家里的大哥结婚分了家，也需要劳力，戴斌就离开学校回了农村。
戴斌记得大哥是25岁才结婚的，当时这个年龄在农村里结婚已经是很迟的了，主要是因为家里穷，出不起彩礼，房子也不好，所以一直没讲上老婆。后来母亲托人在山里面的农村找了一个姑娘相亲，那姑娘也就是戴斌的大嫂，相亲的时候看上了戴斌大哥的实在，但是看了家里还有两个没成人的兄弟，怕以后负担重，于是就托中间人带话过来，彩礼少点行，房子差点也行，但嫁过来以后就必须分家。戴斌大哥知道家里离了自己这个劳力日子不好过，就说算了，但戴斌母亲一口就答应了，反过来做戴斌大哥的工作，戴斌大哥这才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就按着戴斌大嫂的意见分了家。
戴斌大哥结婚之后，家里明显就缺劳力了，收入也减少了，见到家里的情况，戴斌实在不愿花家里的钱在县城的高中混下去了，回家就开始务农了，家里多个人干活可以多挣点工分。原本让戴斌读书好顶职的目标因为公社都乱了套，原来的公社书记都不知道揪在哪里去了，也就实现不了了。
戴斌回家没多长时间，大队干部上门了，让戴斌去大队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小学的数学，给他记工分。这活计比务农好，也符合戴斌在村里是个小文化人的身份，所以没扛锄头几天的戴斌又脱离了农业生产，当孩子王去了。
戴斌回想那时候也多亏去了，要不是去小学当代课教师，也认不识那几个下放到本大队的知青，要不是他们的鼓励，要不是在他们口中了解到一些外面的世界，自个儿也不会在以后重新捧起书本参加高考，没准到现在或许是个乡村代课教师，但那样也不至于今天会蹲了深牢大狱。
即使是今天成为劳改犯，戴斌也不后悔当初迈出这一步，人生不能回头，即使有这样一个回头的机会摆在戴斌面前，戴斌仍然会决绝的要走出农村，因为那个天地太小，而知识给了戴斌翱翔的翅膀，他不可能局限在那个小天地里。
第五章 减刑后的利益纷争 六十九、知青李建国
戴斌回忆起当代课教师的日子，自然想起了李建国，这个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教化了戴斌，为戴斌打开一扇权力的窗户，虽然，他只比戴斌大四岁，只不过是一个下放知青。
大队一共来了六个下放知青，四男两女，都被大队安排在村里小学里住着，其它人的名字戴斌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李建国。
知青刚开始下放的时候，还是很守规矩的，但是时间一长和农村里的人熟了，在城市里惯下的毛病也就出来了，吃不得苦，年青人嘴还馋，经常会发现附近生产队种的东西和村民家的鸡不见了，多半是进了他们的肚里，村上人一开始还不好意思怀疑他们，时间一长，东西少了就上他们这里找，多半能发现点痕迹，但是后来知青们也学乖了，鸡毛、骨头都能在晚上埋出两里地远，让人拿着没辙。还有一些臭讲究的毛病，女知青每天都擦着雪花膏，男知青的球鞋用鞋粉擦得雪白，漂亮倒是漂亮，但是不是农村人能学的，农村的孩子闺女最后都是要下地插秧的。大队书记先是指望着让这些知青顶替着代课，但时间一长，听了村民反映，怕这些知青教坏了自家的孩子，也为了响应知青接受劳动教育的号召，都让他们下地劳动，这才有了戴斌来当代课教师的缘由。
李建国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十几岁的戴斌刚到学校第一天，李建国就找上门来，很有范儿的伸出手找戴斌握手，然后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戴斌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青年顿时被这个城里的小伙儿的气质折服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戴斌观察着李建国如领导一般安排着另外几个知青干这干哪，不禁对李建国充满了崇拜，于是戴斌有事没事的就去找李建国聊天。
李建国出身本省一个市里的小干部家庭，是家里的长子，对官场和权力的领悟因为家庭的关系要比其他几个来自于一般家庭的知青要高许多，下放之后很快就和公社里分管知青的领导以及大队书记搞好了关系，顺利的当上了知青小组的组长。李建国对各种关系的处理也十分擅长，几个知青也十分信服他，包括偷鸡打牙祭的事情都由他一手策划，而他总是在村民找上门来时以一副知青领导的面孔做最后的调停者，提出用肥皂什么的来赔偿村民，不至于让事情闹到大队乃至公社里去。
有些年头之后，戴斌才明白，李建国一开始并不是认为自己是有和他交朋友的资格的，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李建国需要戴斌这个朋友，因为年轻的李建国深谙官场的一套，刻意保持着与其他知青的距离，而学校另外两个只有高小文化的教师除了对工分感兴趣之外就是想着法儿把家里娃儿的肚子弄饱，也没闲工夫和李建国扯淡。人是需要和别人交流的，特别是戴斌这样白纸一般的青年摆在李建国面面，恰好满足了李建国这种需要，而戴斌那种农村青年的谦虚和对他小小的崇拜恰好的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1977年初秋的那个下午，22岁的李建国和18岁的戴斌两个人坐在小学校后面的小山上，看着遮掩在绿荫里的村庄，李建国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向是对戴斌说：“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戴斌看了看李建国不知所云。
这个时候的李建国在知青里面已经没有以前的地位了，他的父亲在*中始终摇摆不定，到了打到四人帮的时候，最后落个两面不是人，已经没有能力把李建国通过当兵或者招工从农村里弄回去，反而倒是其他知青中，有两个知青通过别的途径回了城，一个知青当了兵，这对李建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剩下的几个知青也都在各想各的办法，或者就是昏昏度日，谁也理不上李建国这个小组长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悄悄的通过各种渠道传来了，李建国的父亲能为儿子做的就是高价买了一套复习资料寄给儿子，让他通过高考这个方法离开农村，李建国看了父亲寄来的学习资料和信，一个人默默的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小山上，而恰巧这个时候戴斌想去找李建国玩，也就找到小山上来了。
李建国明白父亲的苦心和难处，他是不甘于现在环境的一个人，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决定要认真进行复习，争取冬季在高考中一次通过，看着眼前这农村，他觉得自己一刻也呆不下去，有感而发的说出一定要离开这里的话。
第五章 减刑后的利益纷争 七十、我也想考大学
戴斌一开始并不明白李建国说要离开这里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