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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艘。清政府“剿抚兼施”，迫使十五仔投诚受招安。徐亚保投诚后，因其曾杀死两个调戏中国妇女的英兵，被港英政府起诉判处无期徒刑。但“徐以不甘受辱，竟于四月二日晨在狱候期起解中自缢身死”。这段文字出现在马沅撰写的《防御海盗事略》中。中国海盗至此绝迹了，大清帝国也开始走向崩溃。
剿灭海盗之后，清政府与英国和平相处。海防暂时无虞，陆疆陷入危机。十九世纪后半段，中俄就陆地领土签订了许多条约。在谈判中，清政府有许多创新，比如在给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时就保留金州城由中国人自行治理。这种做法也自然用在了新界，保留九龙城归中国人治理。
这种做法在于通过这些据点标志中国对整个租界的主权，有助于租约届满收回租界。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策略可谓用心良苦，但真正能够保证主权的依然是国家实力。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英国政府以九龙城寨内的清军妨碍武备为由，派出英国皇家韦尔斯火枪队及香港志愿队几百名士兵进攻九龙城寨，经过一天激战，清兵战败，百多名平民被驱逐。
五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抗议英国出兵九龙城的行动违反条约，要求撤军。但英国毫不理会，不但派军长驻九龙城，甚至由英国枢密院颁布新界敕令，单方面宣布九龙城也是女王陛下的殖民地，并在港英政府的宪报上公布，将其占领合法化。一九○○年，李鸿章赴广州就任两广总督途经香港与港督交涉九龙城的主权问题，但没有任何结果。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英国政府最后放弃了占领九龙城，只是将掳掠的两扇城寨大门，作为战利品摆在大英博物馆。九龙城寨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为什么英军不继续占领九龙城寨？为什么英国人在清政府抗议中占领的九龙城寨，反而在清政府瓦解了，中国陷入内战、无人关心九龙城的情况下，主动撤离了城寨，在自己的殖民地中保留了一块中国人自己治理的地盘呢？和火烧圆明园相比，前后不过四十年时间，大英帝国怎么就一下子从烧杀抢掠的强盗，变成了彬彬有礼的绅士？我搜寻各种历史资料，找不到明确答案。从时间上推算，港英政府主动撤出九龙城寨大约是在港督卢押（Frederick Lugard）任上，此公是大英帝国担任殖民地总督中最具眼光的政治家之一，不仅著有阐述殖民治理精髓的专著，而且就在港英政府撤出九龙城寨前后，创办了香港大学。
从占领香港以来，英国把香港作为通过商业贸易汲取中国财富的基地，并没有打算治理香港，对教育也没有兴趣。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风雨飘摇，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刻的西方政治家都力图取得对中国的统治权。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废科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统治阶层失去了吸纳精英的渠道，中国文化也因此失去传承的机制。谁掌握了中国的教育，就掌握了中国精英，谁掌握了中国精英，就掌握了中国的统治权。由于甲午战争，日本捷足先登，大批中国精英留日，日本人也纷纷进入北京、天津和东北开办新式学堂。日本一举吞并中国的野心让美国人坐不住了，美国政府干脆用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美国人的善举背后是帝国的雄心。比较之下，老牌的大英帝国显得迟钝和落后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中国邮报》的社论标题就是呼吁“在香港设立一所帝国大学”。社论概述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比较了日本和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消长后指出：
日本政府正花费巨额金钱，在中国传播它的思想和扩充影响力，并确保它的投资所值。在此点上，日本人是够聪明的。远在日俄战争之前，甚至在战事期间，日本已在中国各地布置好了它的文化传播者。战后，这些传播者数量必更大增。究竟这种方法的要点是什么？就是现代教育。日本在中国的教师甚多，在北京他们更在学校和大学里控制了重要的职位。……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缺乏一个广泛的制度，和向一目标迈进的明确工作方针。……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影响之中心与泉地的香港，在教育中国人方面又怎样？……香港所需要的是一所大学。……在香港设立大学，会成为一项帝国的投资，对于英国的繁荣来说，为此目标使用一笔公费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说的：“二十世纪的远东是属于日本的。”（冯可强：《帝国大学：从历史看香港大学的本质》，转引自《香港教育透视》，206—207页，下引此文只标明页码）三天后，《中国邮报》在社论中继续鼓吹建立香港大学这项“国家投资”，把从事大学教育的人看做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小军队，创办港大可以培养一批接受英国思想文化的“小英国人”。这样的思想无疑激励着身负帝国使命的第十四任港督卢押，他在一九○七年走马上任后就寻找机会建立港大，并获得英商大资本家的积极支持。
一九一一年，香港大学奠基。卢押在奠基礼上自豪地宣布：“只要大英帝国一日代表帝国公理（imperial justice），只要它的目标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以及其属地的邻近国家的人民（指中国内地——引者），它便会不断繁荣昌盛。……历史会记载说：大英帝国的建立，是基于比领土扩张或国势增长更高的理想。……当后世史学家评价东方世界发展时，他们会指着在地图上只有一粒尘埃的本殖民地，形容它是一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中心，它的影响力深刻地改变了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一个国家。”（208页）第二年，香港大学正式开办，卢押在开幕礼的演讲中阐明了港大的两个宗旨：一是“为中国而立”，即让中国求学西方的人免受远涉重洋、背井离乡之苦；二是“沟通中西文化”。卢押的第一次演讲是对英资捐款人说的，所以赤裸裸地宣扬帝国政治理想；第二次演讲是对港大师生说的，自然要讲文化交流之类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在演讲中，他也隐讳地讲道：“如果这间大学依照它的创办者所订下的正确方向发展，我怀疑在出席今次盛会的人当中，有没有人深切了解到我们现在展开的工作怎样重要；这间大学可能亦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以及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205页）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香港大学奠基这一年，共和政制也在中国开始奠基。一九一一年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紧接着就是“五四”的启蒙救亡运动，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展开，反英、反帝运动风起云涌，港大“为中国而立”的目标彻底破产了。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港大的目标开始转移到“为香港社会服务”。一所面向全中国的帝国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香港大学”。但这没有改变港大的殖民使命。用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最得力的麦考利（Macaulay）勋爵的名言来说：“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培养一个特殊阶级，使之成为我们（英国政府）及治下广大子民的传译者，这个阶级，有印度人的血统，印度人的肤色，但有英国人的嗜好，英国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转引自谢家驹文，51页）这也就是香港大学的政治功能所在，只有培养出这样的“小英国人”，才能被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参与到殖民统治中共同“搞好民族关系”。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质必然是压制中文教学，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导权或主权的归属问题。这一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变得更加尖锐。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已成为思想正统。钱穆、唐君毅等大批传统知识分子涌入香港，他们心怀“为故国招魂”的文明使命，以为只有香港才能保存中国文化的命脉。为此，他们于一九四九年创办了新亚书院，随后又产生崇基、联合等书院，并提出要建立中文为媒介的大学。这样的设想引起了要不要创办一所中文大学的辩论。钱穆等人认为，香港应当是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心，居于领导东南亚文化的地位，理应创立中文大学。一九五八年，张君劢等人在香港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阐述了复兴儒学的思想。
起初，英国人反对创办中文大学，并通过对财政和学位的控制，压制中文教育的发展。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推广传统儒学教育可将香港人与内地意识形态隔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