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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中，是为了在政治上分化美英势力，利用美英在远东利益上的矛盾以及对华政策分歧，最大限度地团结英国，反对美国这个主要敌人。“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其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4—5页）果然后来在东南亚支持中国的万隆会议阵营和美国的东南亚联防条约国家之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在英国的影响下保持了中立，既没有参加万隆组织，也没有加入美国的东南亚联防条约组织。
其次，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可以利用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展侨务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东南亚的华侨，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可以一切团结的人，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反美斗争。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地，他们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谋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援祖国的现代化建设。香港在地缘上正好能满足他们两方面的需求，由此在美国封锁中国的过程中，香港是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现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大量的物资和外汇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运往内地，爱国商人霍英东就是在此时与中央高层建立了深厚友谊，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侨务工作，争取华侨对北京的支持，并通过华侨与东南亚各国政府之间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比如香港著名侨领徐四民就帮助中国政府与缅甸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最后，就是香港经济上的利用价值。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在上海和工商界人士座谈的时候就指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352页）因此，周恩来要求香港新华社对香港的资本主义，“要好好保护它，不要破坏它”（5页）。
从对香港、澳门的政策上，我们看到共产党理论中的最核心的要素不仅是阶级和民族，还有“国家”和“天下”这样的概念。而这个“国家”也不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而是传统儒家的家—国—天下秩序所形成的差序格局。这种理论被周恩来概括为“爱国一家”，即在爱国的最高原则下，形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拥护中国文化的爱国者这样的差序格局。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统一战线理论，这个理论只能放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才能理解。“爱国一家”不仅是政治的差序格局，而且包含着地缘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恰恰在于有利于团结拥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国文化的爱国者。
因此，香港虽然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中，香港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因为按照传统的政治理念，国家不是一个法律建构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化或文明实体。中央强调香港人爱国不要求他们拥护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只要求他们“对祖国山河、人民、同胞、历史文化之爱”（19页）。由此我们看到，文明国家的政治理念超越了法律国家。中国共产党虽然对香港没有直接的统治，但却始终承担着对全体香港人的政治责任。“文革”开始之后，周恩来就反复叮嘱香港新华社，香港不同于内地，不搞“文革”，这目的也包含着维持香港的政治稳定。当香港左派的“六七抗议运动”遭到港英政府的镇压之后，而当时内地也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可中央依然专门调集力量在广东东江上修建水库，解决香港当时陷入的“水荒”。今天给香港的这个供水系统由七个行政法规管理，是中国行政法规管理最多、最严格的供水系统。这种政治责任在香港回归之后变成了“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政策，由此中央不断出台支持香港经济的政策。可从法律的角度讲，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从前应是港英政府的责任，现在“一国两制”下也应是特区政府的责任。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财政、金融、税收和经济决策权，怎么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且要长期保持？
面临这些困惑，和当年不收回香港的政策一样，是难以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来解释的。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超越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可这种超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似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然而，正是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难以解释的关键点上，恰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思考实际上延续了儒家传统的天下观念。
“有时我孤独一个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梦想众兄弟/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有时我孤独一个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了眼睛也没有嘴唇。”（《五月的麦地》）诗人海子就像一个先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唱出了今天中国人的无奈和忧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拥抱西方的时候，只有海子“孤独一人”歌唱中国，而今天我们面对着经济的崛起，却依然要陷入“没有了眼睛也没有嘴唇”的忧伤。我们在治理香港过程中困难重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对人权法治、民主普选这些西方概念出现了失语状态，导致争取人心回归进展缓慢。因为争取人心不仅仅是给经济实惠所能实现的，最终要面对争取人心领地的文化战争。因此，无论是处理香港问题，还是实现中国崛起，也许都要有比当年中苏论战更为严肃的态度、更为顽强的政治意志、更为强大的哲学能力唱响“中国诗歌”，争夺文化领导权，夺回人心中的领地。
二○○七年三月于港岛西环
（《香江五十年忆往》，金尧如著，香港：金尧如基金会二○○五年出版）
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五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3期
一八六○年，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的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对此，法国作家雨果愤怒谴责：“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是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事隔三十年后，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获得新界九十九年租期，但其中明确规定九龙城内驻扎的中国官员可在城内各司其职，“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从此，九龙城寨一直作为中国人管辖的领土保留在香港殖民地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清朝政府之所以在给英国的租借地中保留九龙城这一小块地方，是因为九龙城寨于大清南疆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九龙城寨起源于宋代，明朝开始在此驻扎军队，清代已成为巩固帝国南部海防的重要基地，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获得港岛，九龙城就成为清政府防范英国扩张的前沿阵地而不断巩固，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加固了炮台。在此后，中英和平相处的岁月中，九龙城最突出的作用恐怕在于清剿海盗。由于广州是大清帝国与西方世界贸易的重要窗口，中国海盗一直袭击着西方往来的商船。如果说在欧洲历史上，海盗开辟了海洋世界，打通了英国这个海洋帝国通向世界的通道，那么在大清帝国的眼里，海盗是不折不扣的大陆秩序的骚扰者。当时帝国庞大商业贸易掌握在官方的手中（即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海盗变得不可饶恕。如果说大英帝国最后继承了欧洲海盗的遗产，那么，清朝这个大陆帝国之所以臣服于大英帝国，恐怕从自己清剿海盗开始。
九龙城寨的官兵们有着丰富的清剿海盗的经验。早在一八○九年就清剿了当时有名的海盗张保仔。在鸦片战争前后，海盗异常活跃，其中最大的势力是十五仔和徐亚保，前者大约有一百艘海盗船，后者大约有六十艘。清政府“剿抚兼施”，迫使十五仔投诚受招安。徐亚保投诚后，因其曾杀死两个调戏中国妇女的英兵，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