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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瓦解》，张洪顺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阅 读殖民地》，王慧麟著，香港：Tom出版公司二○○五年版）
在大陆思考海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四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7年第12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争论，最后发展为公开论战。这在国际政治史上也属罕见的举动。至今有许多人对这段历史感到难以理解。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句话一半是肺腑之言，一半是外交修辞。肺腑之言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开始领导中国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再纠缠“姓资”、“姓社”这些意识形态争论；外交修辞是因为邓小平将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外张转向内敛，关注国内实力的增长。其实，邓小平当年直接参与中苏论战并颇得毛泽东的赏识，因为他深刻领悟到这场论战的性质。用英国艾德礼政府的话说，这是一场争夺人心的领土的战争。
在这场论战中，香港、澳门问题成为苏共及其追随者（如美国共产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为了套取外汇，“同英美的资本和平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在殖民主义的基础在全世界崩溃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还继续存在着诸如香港和澳门这样的殖民地”（《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七月十三日）。对此，中国共产党重申了香港、澳门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主张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反问苏共：“你们提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问题统统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这无疑是说要清算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让中国领土的不平等条约。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反帝、反殖民的中国革命，竟然要保留香港、澳门这块殖民地？“二战”结束后蒋介石通过罗斯福试图让英国归还香港但被丘吉尔断然拒绝，而此时毛泽东在延安对三位西方记者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207页）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革命理论，还是从民族革命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
其实，早在一九四七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之前，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在思考着“天下”，思考中国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延安在历史上一直地处大陆帝国的心脏地带，南边西安是十朝古都，北边榆林是辽、西夏、金、元等各个少数民族与汉人进行政治交锋的边缘地带，而明、清两代使陕北从薄弱的边疆变为稳固的内陆，从而奠定了大陆帝国的基石。而身居内陆心脏地带的毛泽东早已把目光从香港、台湾这些海岛投向更远的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不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未来，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思考着中国这个大陆国家与海洋的关系。而香港，无论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还是在陆地与海洋的地缘政治意义上，都处在关键点上。当毛泽东一九四五年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香港政策时，表明对中国未来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政治位置有了清晰的思考。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在即，斯大林派人来听取毛泽东对中国局势和未来走向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大陆上的领土解放比较好办，比较麻烦的只有西藏，但西藏问题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我们备用网址：≯真正比较麻烦的是台湾，因为国民党会撤退到台湾，并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保护。因此毛泽东认为：
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80页）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深刻地从陆地和海洋的关系中来看待中国的政治，因为他深知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如何面对海洋“发展海外关系”，是未来的难题。更重要的是，海洋世界被资本主义世界所支配，美国支配着国民党台湾，英国支配着香港，所以香港问题不是单纯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包括中国“发展海外关系”的地缘政治问题，包括统一台湾所必需面临的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些思考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解决内陆、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将采用不同的灵活策略和手法。
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央高层已形成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基本看法，即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苏主导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而在地缘政治上美国从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构成了海洋封锁。基于这样的形势，新中国高层领导人形成了稳定的国际战略：向苏联采取“一边倒”以稳固大陆的后方安全，选择西方世界海洋“封锁”中最薄弱的链条——香港，来突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因此，把香港留在英国的手中，等于揪住了英国人的一根辫子，等于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加入了一个楔子，等于打开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的缺口，等于为中国从大陆国家跃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抗日战争和反殖民运动的兴起，东南亚的华人开始政治觉醒，而香港地区又是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华人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的通道。
只有在这样的全球的战略中，我们才能理解整个中央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形成的香港政策：“维持现状。”这个政策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演变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香港政策上，毛泽东是政策制定者，而周恩来则是执行者，廖承志是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直接负责香港问题。为此，一九五一年，周恩来通过廖承志给香港新华社直接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解放全国之前已经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个更积极努力的进攻和斗争。（金尧如：《香江五十年忆往》，4页，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
在此，我们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与地缘战略放在一起来考虑。在一九四八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第一次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政治经验，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冷战格局中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很自然将这三大法宝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将武装斗争转化为“保家卫国”，为此被迫抗美援朝、击退印度在西藏的入侵和苏联在黑龙江的入侵；将统一战线转化为分化英美联盟、团结第三世界人民；支援第三世界的共产党。这时，香港在地缘政治上是中国在东南亚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