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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两局议员就是金先生所说的通过开放两局议员“吸纳”社会精英，这不过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事情了。无论开放两局议员和公务员“吸纳”，还是扩大对草根社会的吸纳，都不过是英国人一贯采取的“间接统治”手法的延伸。对此，曾经担任第十四任港督、并创立香港大学的卢押（Frederick Lugard）在其总结英国管治殖民地的经典著作《英属赤道非洲的双重委任》（The Dual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中有详细论述，它实际上是“行政吸纳政治”的精髓所在：
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本地首领要成为完整行政机器的一部分。不是英国人和本地人作为两批统治者相互独立地或相互合作地发挥作用，而是由一个统一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其中本地首领的职责被明确地加以规定，而且要承认他们与英国官员具有平等的身份。英国人与本地人的职责决不应冲突，也尽可能不要重叠。他们之间应当相互补充，而且首领们本人必须理解，除非他能恰当地服务于这个国家，否则他没有权利拥有这个职位和权力。（英文本，第204页）
需要注意的是，金先生的这篇著名论文并不是要概括港英时期的香港政治体制（这也是人们常常忽略的地方），他其实要解开“香港之长期的政治安定性”这“令人迷惑并想解开的谜”：“在这个行政吸纳政治模式运作中，英国的统治精英把政府外的，非英国的，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精英，及时地吸纳进不断扩大的行政的决策机构中去，从而，一方面达到了‘精英整合’的效果，一方面取得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以是，在政府之外，香港始终没有出现过具有威胁性的反对性的政治力量，这是香港政治模式的特性，也是它政治安定的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因。”（《中国政治与文化》，第43—44 页）事实上，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香港大学斯科特（Ian Scott）教授的《香港政治变迁与正当性危机》（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一书中。在这本广泛引用的著作中，斯科特教授讨论的港英政府“如何获得、维持和丧失正当性，如何为自己的统治权进行辩护，以及人民是否接受这种辩护”，因为“殖民地政权就其性质已经引发了正当性问题”（英文本，第36 页）。但同样是讨论港英殖民地政府重建正当性的政治手法，金先生的论文与斯科特的著作有两个显著的区别：
第一，斯科特教授的著作从殖民地统治者解决正当性危机的角度出发，展现了统治者的政治意志、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法，因此，“行政吸纳政治”不过是殖民统治的策略。尽管金先生也承认“行政吸纳政治”是港英政府重建政治正当性的手段，但他更强调其作为制度化、体制化的精英整合机制和政治参与模式，其目的是回应韦伯以来关于民主源于都市化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为什么都市化的香港没有出现民主政治这个问题。换句话说，金先生更多的是从中性的社会整合角度来看待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相比之下，他的论述比斯科特教授的论述更少“政治” 的味道。由此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
第二，就金先生所关注的“过去三十年来”这个时间段，斯科特教授用了专门一章讲六十年代的“政治动乱”。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政治动乱”的根本问题在于香港的统治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由此他特别关注香港人的反殖民主义情绪，认为核心问题是英国统治者与中国臣民之间的关系。英国人不采取民主选举政治，而是建立广泛的咨询委员会和各种群众组织，进行面向基层和草根的“行政吸纳政治”，恰恰是为了维持英国人的统治。需要注意的是，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是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毛主席语录”随着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风靡全世界。这时英国殖民者把毛泽东强调的“军民鱼水情”看做是他们自己的政治格言，以便从中找到共产党通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取胜秘密。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其自传中专门讲述自己如何学习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争取群众与新加坡的共产党进行竞争。而其时港英政府也曾专门派人到新加坡学习李光耀创立的“人民协会”及“市民咨询委员会”制度等，并学习共产党组织群众的办法，成立各种各样的咨询组织、发起诸如“清洁香港运动”、“扑灭罪恶运动”和“改善屋宇环境运动”的社会运动，从而把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因此，不理解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不理解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就无法真正理解港英政府推出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政治含义。可这段“政治动乱”，在金先生的论文中只作为背景一笔带过，他沿用港英政府的说法，认为“动乱”的产生是由于港英政府与社会下层“沟通的失败”，从而认为“动乱”的产生是由于“整合危机”，即港英统治者在成功地整合精英阶层时，没能实现对草根阶层的整合。由此，一场针对政治主权的斗争，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在金先生的笔下变成了社会问题，即精英与大众的整合问题。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被彻底社会化、中立化、形式化了，不仅“精英”与“大众”成为无面目的抽象社会主体，而且所谓的中国文化/文明重建其实已经不是“中国的”文化和文明重建，而是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的重建。“中国”不经意地从主语再次变成了宾语的修饰词，从一个本身具有文明意含概念变成了一个地理概念。这种微妙的差别也许是由于金先生是社会学家，而斯科特是政治学家的原因。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恢复金先生用社会学概念过滤掉的政治色彩，那么“行政吸纳政治”的真正含义并不是单纯的无条件的“精英整合”，而是港英殖民统治在残酷镇压了那些希望当家做主而不服从殖民支配的反殖民主义者后，将那些甘心或违心接受殖民统治的精英或草根下层整合到殖民体制中。
金先生写作这篇论文的七十年代（该文英文本发表于一九七五年）正是香港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在先生执教的香港中文大学也不例外。一九七三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报刊《中大学生报》刊登了《谁在操纵着中大的命运》的社论，猛烈批评政府的大学资助计划：“政府的计划是如何实行殖民地统治的计划！大学的计划与活动是如何施行奴化教育、培养洋奴的计划与活动；公正的专家意见是如何为英国老家打算、不认识香港现状的洋专家意见。”更激进的批评指出，“殖民者不免豢养一小撮出卖人民权益、甘心帮凶的所谓‘高等华人’。在一般市民的眼光中，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无疑是‘高人一等’。可是，如果以实际的政治力量而言，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中除了小部分可以再用来点缀‘殖民地式民主’、讨论市政中最枝节的问题外，大体上都是殖民者的顺民兼应声虫而已” （毛兰友：《香港青年学生运动总检讨》，载《七十年代》一九七三年八月）。这样的言论无疑带有青年学生惯有的激进特征，但他们的激进言论中点出了“殖民政治”的主题，也反映了支配政治在教育领域的激烈斗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英政府推动几个著名的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这个自称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大学竟要以英文作为教学和学术语言，这种病态不仅折磨着中文大学，其实也折磨着整个香港教育。不愿认同汉语学界而甘愿在英语学界处于末流，正是香港在思想、文化，最终在经济方面迅速被边缘化的根源。
七十年代香港的学生运动无疑是香港华人的一次政治自觉。它直接回应了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后者的主体是左派工人和知识分子，并与内地有着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系，而前者的主体是青年学子，他们与内地只有文化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今天活跃在香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无论亲政府的曾钰成，还是反政府的梁国雄，其实都像王朔所说的那样，都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然而，由于港英政府的残酷镇压，由于“行政吸纳政治”的巨大成功，香港人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如何看待七十年代的精神自觉，就变成了撕裂香港人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