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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确认了黄教的正宗地位以及达赖、班禅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也确认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传统，达赖、班禅同时也是西藏最高的政治领袖。当然，中央政府单靠宗教羁縻不足以控制地方政府，为此，中央在西藏派驻藏大臣，代表皇帝对西藏政治事务进行间接或直接的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宪制性文件中，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的政治地位平等，二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中央政府负责，皇帝要做的是努力将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所代表的政权与教权结合起来治理西藏。其时，由于驻藏大臣往往信教，要叩拜达赖、班禅。这会受到皇帝的批评，认为驻藏大臣代表皇帝，不可以自降身份，由此形成的宪制惯例是驻藏大臣在任期间不叩拜达赖、班禅，但在卸任之后可以叩拜，从而把国家制度与个人信仰区分开来。通过上述一系列宪制性文件及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中央政府确保了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主权。
其一，西藏的土地（领土）属于中央政府，具体而言属于皇帝，由此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权原则。
其二，军队和外交事务归中央政府。
其三，僧俗两界的人事任命权掌握在中央。乾隆皇帝规定了金瓶掣签制度，且达赖、班禅的认定、坐床、册封、学经、新政、圆寂等事务，以及因达赖、班禅年幼而选择摄政等，都要由驻藏大臣参与，并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除此之外，驻藏大臣还掌握司法监督权，比如汉、藏民之间发生的纠纷须报驻藏大臣，驻藏大臣有监督纠正之权。可惜这套司法权控制手段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出一套普通法制度。
随着大清帝国的强盛，中央对西藏的主权控制也不断加强。但是，在大清帝国走向没落的时候，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清王朝开始通过“清末新政”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的方案，其中改变了对西藏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改土归流”的政策，试图将中央的权力直接渗透到地方，改变藏族的社会、经济生活。
这一套现代化方案由于辛亥革命的到来而失败。此后民国政府对西藏继承了这套“改土归流”的现代化政策，但由于政治实力所限，这套方案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治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放弃了“改土归流”的现代化方案，采取了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路，尤其是“十七条协议”回到了大清帝国早年的治理思路上来，争取到西藏上层贵族的支持。然而，后来推行的现代化治理方案以及西藏上层的叛乱，导致“十七条协议”最终失效。最近发生的西藏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当年的“十七条协议”启发了“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而今天“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落实，理应对西藏及全人类解决多元文化政治难题有所贡献。
“人类之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由各个人意愿左右，更难因其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综论中西古今，这多少给人历史决定论的“命定”感觉。这个决定因素就是他反复强调“数字化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一国两制”产生于数字管理的歧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在人类历史上随处可见。比如元朝实现南北分治，在税收问题上华北采取租庸调制，华南实行两税制。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实现南北两制，十七世纪的英国采取普通法和衡平法两制制度，荷兰国民曾采取联邦制。（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如果讨论财政税收问题，数字化管理的确能够说明问题，可一旦深入到政治和文化领域，这个概念就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和“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无论与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南北两制或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两制，还是与中国古代的元朝税收南北分治，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类比的地方。如果以这种“大历史”的眼光看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无疑难以理解“一国两制”独特的政治贡献，自然也难以理解伟人对于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而要真正理解“一国两制”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还得超越黄仁宇的“数字化管理”概念，用真正的“大历史”眼光来审视现代政治的历程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清代驻藏大臣》，萧金松著，台北唐山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大历史不会萎缩》，黄仁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28。00元）
“一国”之谜：Country vs。 State——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八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7期
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在西藏上层贵族发动叛乱后不久，毛泽东给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写了一封信，要研究一下西藏问题。毛泽东列出十三个问题，要求西藏、青海、甘肃和云南省委以及新华社帮助收集资料。在这十三个问题中，他像年轻时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把阶级成分划分作为理解西藏社会结构入手点，由此揭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他关心的是西藏农奴和农奴主（贵族）的经济剥削关系（如产品的分配比例，人口比例、剥削形式）和政治压迫关系（如私刑、诉苦运动）等。不久之后，对西藏问题了然于胸的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等不同场合发表了几次谈话，阐述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在其中一次对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他表示：
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61页）事实上，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通过周恩来给达赖喇嘛打招呼，表示即使在一九六二年之后如果可以进行改革，仍可根据当时情况和条件来决定。尽管如此，为后来的“一国两制”提供思想源泉的“十七条协议”只是中央为了和平解放西藏而签署的临时性宪制文件，它只保证“一国两制”十年不变，而不是五十年不变。为什么邓小平能够保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水火不容的制度五十年不变，而毛泽东当时不能保证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保持五十年不变呢？这是政治哲学中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的大难题。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说到底是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思路，是“现代”内部的冲突。社会主义甚至脱胎于资本主义，若非冷战意识形态，两种思想完全可以和平共处。比如现代西方的福利国家，解决了十九世纪的劳资冲突≮我们备用网址：≯；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发展出民主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吸收了原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等要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方案都建立在彻底推翻基督教的神权政治和封建贵族政治的启蒙运动与民主政治基础上，二者都把人民主权作为政治奠基石。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如果要把中国建构为一个现代国家，在政治哲学上都不可能允许西藏保存神权政治和贵族农奴制。这种冲突是古典与现代之间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就像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一场围绕现代自由概念展开的搏斗。今天，我们必须在现代的立场上，在路德宗教改革、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立场上，看待毛泽东对西藏叛乱所采取的政策。毛泽东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关键要抓好两点：“第一步是民主改革，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同上，62页）前者就是用人民主权取代神圣君权，用农奴的民主权利来取代僧侣和贵族的政治特权；后者是发展现代经济，改善民生。一手政治，一手经济，全都是现代化方案。
然而，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它还涉及现代中国的主权国家建构问题。建国之后，中央政府逐步推动土地改革。藏民地区的土改首先从四川省、云南省开始，逐渐推向青海省和甘肃省。需要说明的是，在西藏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