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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文：现实政治。系强权政治的委婉说法。
使用暴力的人们常常走得远远超出了具体的目的：当国民公会粉碎了旺代的保皇党人叛乱时，在边境上并没有任何军事危险，也就是在这时候发生了针对市民的可耻屠杀①。中国的历史讲述了许多的皇帝或封建主，他们命人将一万、一万五千或三万人砍头，而其实就现实目的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是一种想让人流血的纯虐待狂的欲望。我们再回来谈谈另一个例子，吕克·费里在他的书中也举了这个例子，他说关于这个例子，佛教不会有办法，这就是卢旺达的种族屠杀。
①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于一七九三年对保三派和立宪派以及叛乱城市的市民进行的屠杀，后人称这段时间为恐怖时期。
马蒂厄——显然，佛教在目前不可能就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有任何的控制办法！可是，我要请你注意，任何人都没有能够作任何事以对抗这场种族屠杀，而那些自称是现实主义的强大政权，西方势力的国际新秩序，既没有能够预防它也没有能够阻止它。
让—弗朗索瓦——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卢旺达的这场种族屠杀，人们绝对看不到其结局。当罪犯犯下了一件给他带来某种好处的罪行时，我谴责他，但我也理解他。不管怎么说我将他的行为解释为一种贪婪、一种强权意志、一种现实主义的计划。可是当这罪行没有任何意义，当这种对人的集体屠杀对于任何人都是毫无利益的并且不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时，人们就必须考虑恶本身的存在或是恶在人身上的存在了。
马蒂厄——这更是一种所有标准的丧失，当人偏离了我们真实的本性时，这种丧失就产生了。一切都变得可能。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一种遗忘。你说的这一切勾勒出某些作者思想的轮廓，他们研究历史上的这类事件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任一小群个体自己生活着，而没有任何调节因素，如精神原则或人类契约等，他们最终必然相互残杀。
让—弗朗索瓦——他们怎么证实这一点？
马蒂厄——通过一些和波斯尼亚、卢旺达的事件相似的例子：人一旦被许可能够杀死他的邻人，他就会着手杀他的所有邻人，即使直到这时他一直是与他们有着良好的关系。从邦蒂①号的叛乱中逃出性命来的人，尽管在出发时的那场战斗中是联合在一起的，也在他们定居的那个岛上自相残杀。这样形成一些相互屠杀的群体在史前的氏族时代里也许有着一种生物存在者的道理，但这样一种行为特征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是完全非理性的。
①英国的一艘武装运输船，一七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其船员在船长W·布莱的指挥下，举行兵变。
让—弗朗索瓦——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处于合法防卫的状况中，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肯定的一点就是，任何一种推理对于这样的个体群落都没有办法。
马蒂厄——但即使存在着这种朝向暴力的倾向，理性的特性就是治疗它，不要屈服于它的影响。因为，这种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追溯到它的根源本身，就发现一切都是由一个简单的想法开始的。
让—弗朗索瓦——是的。在卢旺达这只是纯粹状态的仇恨。我们再举波斯尼亚的例子，一开始每一方都有一些领土要求，并认为这些要求是被历史、地理、其自己的成员对地域的占领等等证明是合理的。一开始，我们有着古典的地理政治，如果人们是与一些讲道理的谈判者打交道的话，人们可以谈论它。可是任何人都不喜欢谈判。于是，人们就进行战争。在这一点上，这仍然是一种人们能称为合理的战争，这种战争，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说法，乃是以其他手段继续进行的政治。而后来人们终于浸泡在完全不合法的鲜血之中，它不仅超出了人们原先定下的政治目标，而且还使这目标不再能达到。由于屠杀已终于变得太难以接受，于是国际组织进行干预，企图使一切都处在控制之中，立即派出一些组织，但人们不顾这一切，进入了一场彻底的流血无政府主义之中，在这种状况中克罗地亚人杀穆斯林，穆斯林杀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又杀所有的人，持续数年，人们并不能使人尊重最起码的和平协议。因此，事实上人们是在面对着所有被牵连的群体的自我摧毁。
马蒂厄——我宁愿将这一切不是放置在政治或地理原因的分析层次，而是放置在导致仇恨迸发的心理过程的分析层次。
让—弗朗索瓦——我也认为政治原因和地理原因并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因为如果人们只重视这一切的话，人们就能够进行一种合理的解决。
马蒂厄——佛教分析正是对此产生极大的兴趣。不管是为了一些领土要求，还是为了分配灌溉水等等，世界上一切冲突的原因都来自这样一个想法，即“有人对我造成伤害”，随之而来的就是敌对感。这种消极思想是对自然状态的一种偏离，因此，这也就是痛苦的一个根源。所以，事情很清楚，必须在我们的思想侵入我们的精神之前就控制住它们，就像刚有一点最初的火焰时就将火熄灭，而不要等到整个森林都被火吞没。事实上，在一些巨大的范围内，人们非常易于远离我们心中固有的“基本的善。”
让—弗朗索瓦——可是如何解释人们更经常地是远离这个“基本的善”而不是一直对它忠诚？
马蒂厄——当人循着一条山路走时，只消走错一步就会滚下山坡。一种精神“学说”的基本目的，就是永远处在高度的警惕之中。注意力和机警，就是精神生活帮助我们开发的基本品质。理想的境界乃是同时完美地既宁静又警觉。
让—弗朗索瓦——是的。可是，如果为了根除世界上的恶，人们必须等到六十亿的个体都到达这种精神生活，那我们就有等待太久的危险了！
马蒂厄——正如一句东方的谚语所说：“只要有耐心，果园变果酱。”必须等待长久，丝毫也无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再无别的解决办法。即使从总体上来说，痛苦不断地出现，救治痛苦的惟一手段仍是个体的改造。这种改造可以随后由个体扩展到其家庭，然后到村庄和社会。有些国家在其历史上的某些时刻，已经确立了和平的微环境。如果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努力，存在者相互之间的“普遍责任感”得到发展，这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智慧、科学与政治
马蒂厄——你怎么看获得一九三三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伟大物理学家埃尔文·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的这段话：“科学给予我周围世界的图像是非常欠缺的。它提供了大量的只叙述事实的信息，将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放置在一个严密的秩序之中，这个秩序固然宏伟，但它对于一切真正接近我们心灵、对我们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则是可怕地缄默。”
让—弗朗索瓦——我想说这里说的问题是一种平庸。认为在幸福的个体探求中科学没有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这种说法并不很新奇！再说，科学也从来没有宣称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那些人类科学除外。西方的失败，并不是科学。相反，科学正是西方的成功。被提出的问题，乃是想要知道科学是否足够。然而，确实有一个领域，科学在这领域里显然是不够的。西方的失败首先也是西方的非科学文化的失败，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失败。西方的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失败了？我们说是在总体上，一直到十七世纪，也就是说一直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双重性一如哲学从诞生开始就奉行的那样，是一直存在的。一方面，是科学的属性，或者说是科学目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