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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时放鞭炮以及放鸽子、蹓鸟、玩蝈蝈的描写，表现大姐公公和大姐夫以吃喝玩乐为荣的空虚、腐朽的精神状态；通过对大姐婆家雕花大佛龛的气派以及供品的铺张的勾画，表现大姐婆婆“虚张声势”、“瞎唬事”的性格；通过母亲领来饷银之后盘腿坐在炕上作经济预算的描写，表现母亲的精细、节俭与负债造成的精神痛苦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结合着风俗画的描绘刻划人物的，这不仅使人物性格表现得更加情态逼真，生动传神，而且显示了人物性格所应具备的特定的历史内容。
风俗画描绘，还能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洗三时，亲友们的“添盆”，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后来，又用姜片艾团灸“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用一块青布沾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最后，用一根大葱打“我”三下，口中念道：“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些描写，烘托了“洗三”仪式的喜庆气氛，构成了一种亲切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能够使读者自然地进入作家所描绘的生活中去，获得美的艺术享受。
《正红旗下》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风俗画的描绘所显示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之外，在人物刻划、结构布局、语言艺术等方面，都保持了老舍一贯的艺术风格，把老舍的小说艺术，推向了高峰。作为老舍四十年文学创作的压卷之作，它的确具有真正的扛鼎之力，它必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永远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第二十二章 历史悲剧的前前后后（一九六二——一九六六）
太平湖西岸的一个深夜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的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党中央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党的文艺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一九六一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就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会议。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参加了这些会议，从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中，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动笔的。在广州会议上，老舍以《戏剧语言》为题，作了长篇发言。这篇发言不光精辟地论述了戏剧语言问题，充满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觉察到老舍当时的兴奋心情。他在发言中说：“朋友们，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语言，以今日的关汉卿、王实甫自许，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使语言艺术发出异彩！”老舍熟悉旧北京的生活，他心中蓄存着很多这方面的题材，他意识到，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他写熟悉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他不光要完成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还准备写一部题为《康熙》的话剧，在舞台上重现清朝这位最开明的君王的形象。
但是，就在《正红旗下》动笔大约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党野心家康生利用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失误，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紧接着，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又在文艺界提出一系列“左”的口号，对电影《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发动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这就使“左”的倾向迅速得到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老舍只好搁笔，《正红旗下》停写了，孕育中的其他创作也只好打消。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老舍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产期。“劳动模范”被迫停止了笔耕。四年的时间，他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有份量的创作，自从二十年代《老张的哲学》问世以后，在老舍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还未曾出现过这样长达几年的低产状况！老舍是苦闷的，他感到迷惑不解。对于这位正直、热情、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作家来说，最大的痛苦，自然莫过于被剥夺了为人民而创作的权力。在苦闷、迷惘的同时，他仍然在追求，在探索。象《正红旗下》这样的题材不能写了，但他又不甘于长期停笔，他决定去熟悉新的生活：下乡。一九六四年春天，六十五岁高龄的老舍，带着行李，来到北京市郊区密云县城关公社檀营大队，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同年秋天，他又转到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门头村大队。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又到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住了很长时间。在下乡期间，他广泛地走访群众，认真进行各种社会调查，做了大量的笔记。据说，光是养猪的技术细节，他就记了半个日记本（注：参看舒乙：《老舍与满族文学》，《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老舍在下乡期间所写的唯一的一篇作品，是《陈各庄上养猪多》（注：《北京文艺》1966年第4期。）。这是一段快板，约一百三十余行。由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一篇通俗的宣传材料。它主要讲大力发展养猪的好处与经验。陈各庄原来是一个穷村子，“不是旱，就是涝，大大小小总把饥荒闹”，解放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既改变了土地的肥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作者写道：“多养猪，果然好，片片田园都把肥吃饱。田有肥，鱼得水，庄稼样样长得美。”老舍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赞美是真挚的。从艺术创作上讲，这一篇快板不值得重视，但是它在老舍一生的创作经历中，却具有特殊性。它很可能是老舍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篇文艺创作。老舍一生倡导通俗文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写作鼓词、相声等曲艺作品，建国以后，他又和赵树理同志一道主编曲艺刊物《说说唱唱》，两个人志同道合，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陈各庄上养猪多》是老舍晚年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付出很大代价去熟悉农村生活所换取的唯一结果。我们为他未能如愿以偿地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惋惜，同时我们又为他晚年仍致力于曲艺写作而感动。一个修养有素的老作家，时刻不忘为群众服务，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
从一九六六年春天起，形势越来越紧张。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底的对吴晗同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很快波及全国。这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文艺的伟大成就，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四月，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开始，由吴晗而邓拓，由邓拓而北京市委，步步升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北京城。起初，老舍对“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尽管有些迷惑不解，但是出于对党的真诚的感情，并不曾从根本上怀疑它的正确性，他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如人们最初想象得那么简单，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竭力加剧运动开始时所显露的狂热性与破坏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间，全国都已经陷入混乱与恐怖之中了，古老的北京城，失去了文明与秩序。抄家、揪斗、游街、示众，甚至把人毒打致死，这些既糟踏“文化”，又破坏“革命”的作法，使老舍对这场运动愈来愈不理解了。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怀和保护老舍。使老舍居住的“丹柿小院”，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之前，未遭洗劫。老舍也寄希望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尽管他不理解眼下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但是他对前途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席大会，陈毅副总理在大会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