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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教，她是本应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前景的。但是，后来她变了，她不仅开始追逐摩登女子的时髦姿态，而且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文所玩弄，一度离开了方家。张文骗取了她的感情，也骗取了她的财物，在她就要生孩子的时刻，将她抛弃了。她被遗弃，受折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她的遭遇，是人生的一幕悲剧。天真而又单纯的秀莲，何以会走上这样一个凄惨的绝境呢？小说告诉我们，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在当时重庆的社会环境中，艺人们面对的，到处是欺压与冷遇。王司令想霸占秀莲虽然以宝庆出钱而告结束，但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啊！接下去的一个重大打击，就是秀莲在女子补习学校的遭遇。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秀莲高兴异常，在去学校路上，她告诉宝庆，将来她毕了业，要帮助爸爸办艺校，还要自己写新鼓词，她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多么强烈的感情啊。但是进学校的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黑暗势力的包围与打击，那个军阀的姘头与黑市商人的女儿竟然当众辱骂她，声称她们“有身份的人”不能跟卖艺的坐在一起。倔强的秀莲只好将书撕成碎片，愤然离去。她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精神上却又多了一层压力。她感到，她是很难有出头之日了，她只能走琴珠和大凤的路，“这条路不济，可你也就这么一条路了”，再加上泛滥成灾的美国黄色电影的毒害，这就使秀莲逐渐由单纯趋向复杂，由天真趋向庸俗了。她需要爱情，但又无人正确的引导她。就在这时，特务、流氓分子张文，乘虚而入，导致了她的生活悲剧的发生。作家写秀莲的遭遇，固然寄托着他对鼓书艺人的深切同情，但主要还是为了揭露和控诉那个摧残她的腐朽而又残酷的社会制度，应当说，老舍的意图达到了。
《鼓书艺人》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觉醒，准确而又具体地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老舍创作思想的变化。艺人方宝庆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老舍所创造的丰富的市民形象中，方宝庆的形象塑造，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方宝庆属于老舍所熟悉的那个市民阶层，如同描绘以祥子为代表的贫困、善良的市民人物一样，老舍写方宝庆，仍然突出地写了他的精神弱点，写了他的苦难，所不同的是，在这同时，老舍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写了受压迫者的爱国热忱、反抗精神、以及他们的理想与觉悟，第一次将他的市民主人公置于革命的漩涡中加以表现。方宝庆原是久住北平的一个大鼓艺人，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由北平而上海，由上海而汉口，由汉口而重庆，宁在战乱中逃亡，不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偷生。在重庆，他加入了一个抗日团体，认识了革命作家孟良。孟良对他的能鼓动大家抗日热情的《抗金兵》，给予高度评价，孟良对宝庆说，他的大鼓书是个好门道，搞起宣传来再好不过，“您演的是独角戏，但唱出的是千百万人的声音”。宝庆心里极为高兴，毅然放弃了拿手的传统段子的演出，而排演了孟良专为他们写的宣传抗日的新鼓词。他对孟良说：“多少年来，我一直盼着能碰见您这么个人。我愿意为国家出把力气。多少人在前线牺牲了，我有一份力，当然也乐意出一份力。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乐意唱抗战大鼓，为抗战出把子力”。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心潮澎湃，泪水涌上了眼睛”。当他第一次拿到孟良为他写的抗日鼓词时，“他把稿纸叠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好象那是贵重的契纸一样”，他说：“如今我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们中国唱大鼓的，也有一份爱国心。”在老舍笔下，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艺人，他热爱自己的劳动，热爱生活，他的爱国热情一旦被点燃，就能放出光和热。方宝庆到重庆以后，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书场被炸，军阀敲诈，秀莲失足，大哥遇难，女儿被骗，孟良入狱，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但是方宝庆并未对生活失去信心。他是软弱的，但是他并不停止抗争。他总想“试着干点新鲜事儿”，甚至想开办一个曲艺学校，“调教出一批地地道道的大鼓艺人”，尤其是结识了孟良以后，他接受了初步的革命教育，思想有了新的觉醒。孟良被捕之后，他四处奔走，试图营救而不得，他对现实发出了疑问：“当今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现而今的领袖，见识还不如个孟良？”方宝庆的疑问，本身就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反抗，是一种逐渐明朗起来的革命意识。可以看出，作家是明确地把方宝庆放在时代潮流中加以表现的。这就使方宝庆和老舍以往所写的市民人物有了根本的不同。在《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老舍深刻地写出了主人公的悲剧的严肃性，揭露了那个“病态”社会的黑暗，但是如何才能驱除黑暗，迎来光明，老舍回答不出。他的主人公只能以悲剧告终，作家给祥子们找不到出路。《鼓书艺人》写方宝庆、写秀莲则不然，老舍明确的为他们指明了革命的出路。小说的结尾正面描写了方宝庆对革命的未来，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作品在昂扬的基调中收篇。这种处理，包含着崭新的革命内容。它说明，经历抗战八年的时代风雨之后，老舍的思想成熟了，他对社会对革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孟良的形象塑造中，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发展。孟良是个革命的剧作家，借用方宝庆的话说，他“是那么勇敢，坦率。讲起话来，总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决不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和宝庆认识之后，他引导宝庆和秀莲从事抗日宣传，并亲自动笔为他们创作新鼓词。他教秀莲认字，介绍她去上学读书。他劝宝庆对秀莲不要管束得太死，应给她以自由，“要是您不放她自由，她就会自己去找自由，结果毁了自个儿。您让她自由呢，她当然也有可能堕落，不过那就不是您的责任了。很多人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她也不例外。我认为，与其牺牲在旧制度下，不如为了新的理想而牺牲。”他引导秀莲去接近新的生活，单纯幼稚的秀莲不慎失足了，宝庆为此而苦闷，秀莲为此而悲观，但是孟良不然，他的眼光始终是向着前面的，他开劝宝庆说：“吃了苦头，她的思想会成长起来。失了身，并不等于她就不能进步。您只要好好开导她，鼓励她，她会重新获得自信和自尊心的。”“她很聪明，有进取心。您要是能明白，她不过是时代的牺牲品，就可以鼓励她，教育她，使她对未来重新产生希望。”孟良不孤立地看待秀莲在恋爱问题上的失败，而是把这件事情和时代的潮流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要中国有了希望，秀莲还会幸福的，关键是我们要正确地引导她，使她“走上幸福的道路”。对宝庆，孟良也经常给予帮助和鼓舞。他引导宝庆顺应时代的潮流走，向宝庆讲解中国的政治形势。他对宝庆说：“二哥，中国现在打着的这场抗日战争，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问题复杂着呢。我们现在既有外战，又有内战。”从孟良的行动看，从他对时局与形势的分析看，老舍是把他当成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来写的。譬如孟良曾经向宝庆直接表述他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不满：“我没干什么坏事，到目前为止，人家也没把我怎么样。不过我是个新派，一向反对政府的那一套，也反对老蒋那种封建势力。”“我们要动员人民去抗战，去讨还血泪债，而老蒋们要的是歌功颂德、盲目服从。”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孟良是个成熟的革命者。老舍以往的作品，很少直接写革命者的形象，《黑白李》、《月牙儿》中的革命者，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即使写得最为激进的《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全与钱默吟，他们的反抗，也只是个人的反抗，作者是把他们看作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加以歌颂的，并不曾当作成熟的革命者来写。在老舍建国前的作品中，孟良是第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形象。通过孟良的口，老舍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与控诉，对人民的解放，表示了一种非常热烈的乐观情绪。这就又一次说明，他虽然身处异国，但是他的心，是和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通的。在小说的结尾，孟良说：“只要迎来人民的解放，哪怕是把我的骨头磨碎，拿去肥田，我也不怕。”这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同时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