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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小说写作未完成，继续留住美国。
旅美期间，老舍看到，一般美国人对于政治很少兴趣，美国社会是商业化的社会，“有钱就行，赔钱不干”（注：《老舍先生谈美国》，1950年1月8日《大公报》。），他应邀到西雅图出席美国西北部作家协会的会议，但会上讨论的全是生意经方面的问题，与文艺毫不相干。耳闻目睹，加深了老舍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性的认识。
在美国，老舍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纽约致函吴祖光，信中说：“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注：《纽约书简》，《老舍写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外面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在给谢冰心的信中，他说他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们》。），他讨厌美国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怀念祖国，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溢满心头。
他也有欢快，那就是在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时。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进步分子和华侨都要举行一些室内庆祝会。他时刻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盼望蒋家王朝早日灭亡，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把这种心情，写在小说《鼓书艺人》中了。
旅美期间，老舍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一部是《鼓书艺人》。两部作品写成后，老舍帮助两位翻译者分别将他们译成英文。《鼓书艺人》由郭镜秋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由艾达·普鲁伊特翻译。后者是一个节译本。老舍归国心切，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了，白天他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点到十点给艾达·普鲁伊特读《四世同堂》。艾达·普鲁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费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工作到他离开。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注：见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他激动，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电，不断地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就曾经请曹禺和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给老舍写信或发电，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协助两位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向新的创作道路起步——《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在美国写成以后，由美国友人Helenakuo（郭镜秋）女士根据中文手稿译成英文。一九四九年秋天，老舍由美国回国，并未携带这部小说的手稿，其原因大约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因为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不满与憎恶。一九五二年，郭镜秋的英译本在纽约出版，那时老舍已经回国一年多了。回到祖国的老舍，当然是不忘这部书的，但是他看到，《鼓书艺人》的主人公们，已经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再写大鼓艺人，就应当着力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狂喜，于是，他就在原来已有的《鼓书艺人》的题材上，重新构思，融进自己的新的体验，新的感受，创作了他歌唱新中国的第一个话剧《方珍珠》。此后一段时间，他的创作重点，完全转移到了反映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方面，他不断地构思新作，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根本无暇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所以《鼓书艺人》也就永未被提起，看来，这部以民间鼓书艺人的生活为题材的独具特色的作品，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湮没了。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艺术家的任何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都将被人民所记忆。在一九七九年胡洁青托人去美国查找原稿而不得的情况下，马小弥动手将《鼓书艺人》由英文转译为中文，中文译本于一九八○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小弥是老舍已故好友马宗融教授之女，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曾与老舍有过密切接触，她熟悉老舍的生活，熟悉老舍的艺术风格，她的译文，在体现老舍的语言风格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由中文译英文，由英文再译中文，辗转三十余年，《鼓书艺人》终于和读者见面。它的遭遇是罕见的，它的价值将因此而更显得珍贵。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和一切真正的艺术品一样，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加上辗转的翻译，并没有侵蚀它的光泽，如今读来依然具有新鲜的魅力；而且在某些方面，今天反而能比当初更充分更深入地认识它的成就和意义。”（注：樊骏：《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辑。）
在老舍的创作中，《鼓书艺人》是一部面貌全新的作品。它以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大鼓艺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经历。小说写了两个艺人家庭：方宝庆一家和唐四爷一家。作品的重点是写方宝庆和他的养女方秀莲。方家是正派的艺人家庭，宝庆与秀莲自不必说，即便是喜喝酒、爱骂人、脾气“难捉摸、多变化”的宝庆夫人——方二奶奶，其心地也有厚道之处。唐家则不然。唐四爷夫妇自私、狭隘，人品不好；他们的女儿琴珠，轻浮、下流，既卖唱又作暗娼。唐家与方家的矛盾纠葛，是两种不同人格的冲突。《鼓书艺人》通过对这两个艺人家庭的不同生活道路的描绘，肯定了高尚，否定了卑俗，歌颂了艺人的正直的品德，也鞭笞了旧的社会制度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
《鼓书艺人》在思想内容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愤怒地宣泄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不满。在老舍的作品中，《鼓书艺人》是唯一的以重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控诉，在这部作品中也表达得最为直接和鲜明。老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作品，如话剧《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都有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内容，然而其尖锐与鲜明，均不及《鼓书艺人》。小说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揭露与控诉，是融汇于方宝庆、方秀莲的遭遇描写中，通过具体情节加以表现的。宝庆在重庆开“书场”，后来又通过说书进行抗日宣传，本应得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实则不然，官面上的地痞流氓、特务、巡官等，则须要宝庆的伺候与招待，尤其是他们对秀莲的纠缠，使“宝庆心如火焚，可是使劲压着火，还陪着笑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作艺”，他的感慨，本身就是对重庆的黑暗现实的一种控诉。后来，军阀王司令又要强娶秀莲做他的第六个小老婆，更使宝庆倍尝酸辛。王司令已经五十多岁，秀莲才十五岁啊！然而王司令有权有势，谁惹得起呢？跑，无处走；告，无处说。宝庆说：“虽说有政府，也决不会拿军阀怎样，还不是官官相护，姓王的怎么胡作非为都成，谁来保护咱们呢。”后来还是宝庆出了一大批钱孝敬王司令，此事才算了结。在小说里，王司令并未出场，作家只是着力写了这件事在宝庆一家所引起的反响，它的起因，它的结束，它给宝庆、秀莲在精神上所带来的压力与痛苦，均可看出王司令的荒淫、霸道给平民百姓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灾难！这就是国难期间国民党官僚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描写这些情节时，作家的笔是充满愤懑的情感的。
对秀莲的遭遇的描写，是最能体现《鼓书艺人》现实主义精神的篇章，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也是深刻的。秀莲是单纯而又善良的女孩子，她作艺，历来端庄、严肃、大方；她热爱生活，懂事之后，为了开始严肃的人生，她扔掉了心爱的邮票本；认识孟良之后，她努力学习文化，孟先生介绍她去女子补习学校学习，她欣喜若狂。论她的天资和宝庆的严肃的调教，她是本应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前景的。但是，后来她变了，她不仅开始追逐摩登女子的时髦姿态，而且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