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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到了重庆》以北平为背景，表现了沦陷区人民渴望摆脱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心情。为了克服以往剧作中不注意舞台效果及人物的动作性较弱的缺点，老舍在这个剧本中有意照顾了舞台调度上的某些特点和需要。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台的”（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有助于上述弱点的克服，然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物动作过多而形成了芜乱，同时，老舍擅长刻划人物性格和精于对话的本领，颇难发挥。老舍在完成这一剧本后，深有感触地说：“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由此以后，老舍真的开始酝酿写小说了。
在酝酿写小说的同时，一九四三年，他还是和别人合作，又完成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与女作家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振》），一个是与肖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话剧《王老虎》（又名《虎啸》），这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两个剧作，这两个剧本都有较好的基础，因为老舍当时疾病缠身，加之又是与他人合写，未能进一步修改加工。
我们介绍了老舍的抗战剧作，并对几个重要的作品作了简要的分析。老舍的抗战剧作是老舍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份重要遗产。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存在着差别，但是总起来看，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丰富的。尤其是作家的爱憎感情，在剧本中表达得鲜明而感人，构成了这些抗战剧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歌颂英勇献身的抗日将领，它赞美人民的抗日热情，它鞭挞汉奸，揭露国统区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讽刺发国难财的“政府”官僚与投机奸商，它揭示善良者的美好心灵，涤荡青年的悲欢苦闷的情绪，在真实、自然的生活描绘中，无不流溢着作者的鲜明的感情色彩。由于作者的爱与憎都紧密地联系着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所以作品的时代感，也就显得比较明确而有力。
老舍是一位有不竭的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写话剧，本来是他宣传抗战的一种形式，但是他决不因宣传而忘记艺术。在创作中，他不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力争通过完美的艺术，唤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这种探索精神，使他对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与特点，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与把握，这就为他建国以后从事话剧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他的抗战剧作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火葬》及其它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从时间上看，集中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和一九四四年以后。中间的五年，创作的重心是话剧与通俗文艺，小说写作几乎近于停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所写的短篇小说，多数都收在《火车集》与《贫血集》中了。这些作品，就内容而言，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正面描写人民的抗日行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严肃主题，如《浴奴》、《人同此心》、《小木头人》等。《浴奴》中胖妇人的形象着墨不多，却有感人之处。这个处于生活底层的普通妇女，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当小陈和小孙两个社会渣滓，拐骗她去陪日本兵洗澡时，胖妇人趁机将日本兵掐死，之后，她跳楼自尽。胖妇人的信念只有一个：“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杀死一个！”。《人同此心》也是写沦陷城市中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我们看到，时刻设法杀日本侵略者的不光有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还包括拉洋车的苦力和在胡同口缝补衣袜的老妈妈。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普通平民百姓，他们在各自的处境中，为消灭侵略者尽力。他们的仇恨、信念与行动，显示了蕴藏在民众中的抗敌力量。这些作品的格调，悲壮而又深沉，作者的笔底，充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另一类作品主要是暴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鞭挞官僚、汉奸及流氓市侩，把旧中国的污秽的世态，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在思考中否定那个弊病百出的旧世界。这类作品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佳。当年李长之在评论这篇小说时，特别称赞“其中的对照太好了”（注：李长之：《老舍：〈贫血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3期，1944年5月15日出版。），是很有见地的。对照，可以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它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的艺术方式，也是深入地开掘主题的一种手段。《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树华农场的新旧两位主任就是一个绝妙的对照。旧主任丁务源是一位懒惰而又贪婪的小官僚，除了向股东们送礼之外，他几乎不做任何事情。“他绝对的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他认为“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在他的统治下，树华农场日趋败落，肥鹅大鸭被盗，牛羊饿得乱叫，蔬菜果树连年减产，农场的赔损越来越严重。农场实在办不下去了，换了一个新主人尤大兴。尤大兴本来在美国学园艺，抗战开始以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了国。他想改善中国的农业，“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来到树华农场以后，他以身作则，并对工人实行严格要求，按科学方法管理果树与农作物，有条不紊地对农场实行了整顿，农场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大兴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家。可惜，他的事业并未能继续下去。不久，丁务源又重被委任为主任，尤大兴被革职了。小说结尾写道：
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的越赔钱。
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性格刚直的事业家，硬是把个乱糟糟的农场引向了正路，但却落了个被革职的结果；一个只会敷衍、自私庸俗的小官僚，尽管因把农场搞坏而被革职了，却可以卷土重来，继续主办农场，这个对照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使人们又一次认识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旧的社会制度，是丁务源们的天堂，却没有尤大兴的用武之地。尤大兴的出路在哪里，他的用武之地在何处，作者没有指出来，小说的重点在于引导读者认识和否定那个旧世界。旧中国滋养了大批象丁务源一样的官僚、市侩与昏虫，完全扼杀了尤大兴等爱国事业家的创造力，这个社会难道还不应当憎恶、否定和批判吗？《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批判力量，在老舍抗战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
抗战时期，老舍还发表过两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与《民主世界》。《蜕》是一九三八年初在武汉动笔的。武汉的《抗到底》半月刊于第四期（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开始连载，至二十三期（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出版）截止。这部小说是随写随载的，据老舍在《八方风雨》中说，所以未能写下去，是因为《抗到底》的停刊。从已发表的近十万字来看，这部小说的社会背景还是比较广阔的。它描写抗战初期，北方某省的省会阴城，来了五名从北平逃出的爱国学生，他们一到阴城车站，立即对伤兵车上的抗敌将士进行慰问，然而昏庸的阴城警方竟以“闹事”为借口，将五名学生抓捕。警察局长和教育局长对学生进行了审问，教育局长专会选择一些好听的字眼，“说到了学生，他十二分的可惜他们把极宝贵的光阴，用到慰劳伤兵上去，而没能专心去读书；倒仿佛他一点不晓得平津已经陷落。自然他也十二分的同情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