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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从实际上看，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
也有人这么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如电影中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的《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艺。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更有位学生，不知由哪里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
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
……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的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你为什么写它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也幽默呢？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子只说“你问得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糊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很对的。’”设若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也就无须乎和个糊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
老舍的《序》文写得风趣而又婉曲，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希望人们能正确地评价幽默诗文的意义，希望人们能正确地对待写作幽默诗文的作家。当然，他不无苦衷，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酸涩的心境。
在现代文学史上，幽默小品之一度兴起于三十年代初，不是偶然的。鲁迅曾经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分析了三十年代初幽默小品一度兴起的原因及其可能有的前途：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注：《从讽刺到幽默》，《伪自由书》。）
鲁迅对当时的幽默文字取分析态度，这是很清楚的。他的确批评过林语堂办的《论语》以及林语堂提倡的“幽默”：“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注：鲁迅：《论语一年》，《南腔北调集》。）但是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林语堂式的“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闲适”小品，并不是一切幽默诗文。
老舍的幽默诗文，就其内容而言，是属于鲁迅所肯定的“倾于对社会的讽刺”一类的。他在嘻笑诙谐之中“并没有忘记天下”。（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他本人虽然被列为《论语》的长期撰稿人，他的幽默诗文虽然大部分发表于《论语》半月刊，但却与林语堂式的幽默小品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幽默小品倒是同鲁迅、茅盾、叶绍钧等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议论性小品文更为接近的，虽说在艺术格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著名评论家唐彛庋朗鋈甏跻槁坌孕∑罚òㄓ哪∑罚┓比俚木跋螅�
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被敌方恶意地指为“台柱”的鲁迅和茅盾，开始时，一个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三天刊载一篇，筚路褴褛，蹊径独辟，真的起了登高一呼，搴旗前引的带头作用。左翼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如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大力响应，从各个角度刻划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叶圣陶以《今天天气好呵！》为题，揭示了自由的本质，陈望道写了《法的讲话》、《长寿运动》等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向从事小说创作的人，这时也群起撰写短文，老舍写了《空城记》、《励友人书》、《打倒近视》，在风趣中透露了严肃的主题，使人作会心的微笑（注：《〈申报·自由谈〉序》。《申报·自由谈》，上海图书公司影印本（1981年5月）。）。
这样的评述全面而又公允，特别是对老舍几篇幽默文章的评述要言不繁，十分恰当。
老舍写作幽默诗文，正当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时期。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罪恶政策，成了他这一个时期不少作品的主题。他在《猫城记》中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曾经发出了无情的诅咒，并痛苦而又热切地呼唤着祖国的再生；在《幽默诗文集》中，我们看到他把忧心如焚的情怀深隐在俏皮的笔墨之后，把愤怒的谴责包含在机智的讽刺和谐谑之中。形式上有变化，而深潜的感情和针砭的内容一仍其旧。这是不难理解的。幽默文字的创作，固然有作家风格上的原因，也有政治背景上的原因。在他看来幽默并不等于“说说笑话”，而是攻战的利器。
《空城记》借《三国演义》孔明搬演“空城记”的故事，以极度夸张的手法画出了国民党大员在日本侵略军面前“望风而逃”的丑态。《长期抵抗》以街头小孩口角打架讽喻对日不抵抗政策，曾经得到肖三肯定的评价。（注：肖三：《给左联的信》，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第328页。肖三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老舍以描写街头小孩口角打架的诗以喻对日之不抵抗政策，非常之妙。”）《为被拒迁入使馆区八百余人上外交总长文》以为被北平日本使馆拒绝迁入“使馆区”的华人“代鸣不平”的口吻，虚拟了一份上外交总长的呈文，表面上指斥“使馆值年”的日本人不讲道义，实质上处处斥骂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和无耻：“衡之国际情谊，四海应称兄弟，加以身家关系，千圆岂吝酬金！乃今榆关失守，敌马狂驰，而使馆宣言，华人禁入。查公民等八百余人尽爱国良善：既无共产之嫌，素守先贤之教。烟泡数丸，国危自甘尝胆；土牢三尺，地隘只乞拳身。巨厦琼楼本非敢望，孤灯短榻即惬所期；并此而绝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况日军已陷榆关，即下华北，是今日之仇，即来日之友，今日使馆之旅宾，即将来天皇之臣庶，苟拒之于斯时，而纳之于来日，何前倨而后恭也。……”文势跌宕，曲尽衷情，实为奴才之相；辞气委婉，反复申明，不知亡国之耻。乍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细思之则又令人潸然泪下。老舍以“代拟呈文”的方式，以奇特的构思，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卑躬乞降的丑恶嘴脸。如果说这篇文字尚属曲笔，那么《痰迷新格》则是当面申斥：“试观今日之东北，竟是谁家之西南？窃钩者死，卖国者荣，古今若出一辙，字号原无二家：新者旧，旧者新，良有以也。”其他如《天下太平》揭露国民党勇于内战怯于外敌，《讨论》状摹想做“日本官”的汉奸的隐曲的心态，文短而意深，都是佳作。老舍的幽默诗文里有血泪，有义愤，有不平。鲁迅评价肖伯纳时曾说：“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裳，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肖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注：《论语一年》。）老舍的指斥、嘲笑国民党反动派的幽默诗文，也有这样的特点。
奇巧的构思，机智的语言，在近于谐谑的情境中包含着严肃的思想，是老舍幽默诗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新年醉话》从新年醉话说开去，对“醉话”加以“评点”：“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新年”，然后漫笔写来，说到如果对人有气，可以乘新年醉酒，把一年来的“储蓄骂”都倾泻净尽，或者乘机大骂平时不敢得罪的老婆：“不必提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