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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老舍在齐鲁大学担任文学院副教授，曾先后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课程。业余时间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
刚到齐鲁大学时，他住在文学院办公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屋子。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点点的庙宇。这时他是单身一人，教学工作之余，常常流连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之间，生活的节奏表面上看是平静而又舒徐的。他曾经这样赞叹济南的风光：“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注：《吊济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隐士，也不是浪迹江湖的游客。在济南的明湖绿柳中间，他看出国民党腐败的“市政”淹没了济南的“丽质”：“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别是看到破败的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景，仿佛亲人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兽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卖国，市民的庸庸扰扰，都使他感到一种难于拂去的沉重和悲愤。他说：“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心。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注：《吊济南》。）
对国事的忧思，推动老舍选择一九二八年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做背景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大明湖》。他决定写这部长篇是在齐鲁大学任教半年以后。他初到济南，“五三惨案”的事实，即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听人讲述当时的情景，亲自踏看现场，对着显示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照片，久久地凝视——
这是济南人民多么屈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二月，蒋桂冯阎四派联盟，攻打奉系张作霖，争夺华北；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挡英美势力向北方伸展，公开帮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军寻衅，枪伤济南军民。五月四日，残杀交涉员蔡公时，屠杀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几尽，军民死亡近五千人。五月八日，日本师团长福田提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五条，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旁二十华里以内。五月九日，日本向山东增兵一万五千人。面对这种残暴的、蛮横无理的侵略行径，蒋介石竟然命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指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济南人民的鲜血空空抛洒于街头，而竟无人为之申冤雪恨！
一向以幽默笔调写作的老舍，在写作《大明湖》时，再笑不出声来。悲怆之情，充塞胸间。他要为大明湖谱写一曲悲歌，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一抒愤慨！
非常可惜，《大明湖》写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未及印出，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火，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起火，书稿被焚，至今成为一件憾事。
据老舍回忆：《大明湖》的情节线索是很穷的母女两人的悲惨遭遇。母亲是个暗娼，她的生活中“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最后，她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在没人保护的生活中，为了得到维持生命的钱，也走上了她母亲的路。这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其中老大和老二是对双生子，从外表上看去长得一模一样。老大性格上偏于理智，老二性格上表现着感情的热烈，然而理智的老大在被疾病征服的时候，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这时候，“五三惨案”发生，老三被杀，剩下老大和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注：见《我怎样写〈大明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大明湖》以母女的悲剧道路和命运为“正题”，以“五三惨案”为“副题”，这样处理，是为了便于充分地展开故事。因为假如把“五三惨案”做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把“五三惨案”安排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故事与惨案一同紧张起来”，故事就可以展开得更火炽一些。老舍的创作意图是很明确的：他要借这个故事，表现处于底层的城市贫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呻吟、挣扎、抗争的悲剧命运；同时，对于日本的暴行作正面的申讨和抗议。
《大明湖》中，老舍第一次在作品中描画了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迹象，表现着作家思想中新的因素的萌生。他自己讲：在母亲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注：《我怎样写〈大明湖〉》。）他后来还曾追忆过：“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情节否？”（注：《老舍选集·自序》。）应该特别指出如下一点：尽管《大明湖》已经焚毁，无从查考，但是这时的老舍从认识上确认共产党人是一些“精明而有思想”的人，这无论如何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的变化。确认这一点，对于了解老舍早期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小巷深处
一九三一年暑假，老舍回北平同胡青结婚。婚后胡洁青随老舍到了济南。他们居住在济南城里南新街五十四号。这是一所同济南千家万户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的普通居所，在一条小巷的深处。老舍一家，在这里住了三年，直到他离开齐鲁大学。
在这条小巷深处，老舍同胡洁青度过了他们宁静而和谐的生活。老舍回忆说：“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识的地方；他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注：《吊济南》。）
胡洁青同老舍结婚时二十七岁，她也是满族人，父亲做过一任小官，家境比老舍家略为好些，原住北京西城宫门口三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以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年轻人的思想，她从读大学以后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