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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曾经为了探听日本南进计划，冒险潜回东京。
他们都和佐尔格小组有密切的关系，都是在上海被捕，都被日本军部判为死刑，却幸免于难。都曾经在战后为中日的关系改善，做了很多工作。
最后，他们都因为癌症死于1973年。
不过，这并不是中西功第一次被搬上银屏，在电影《东风雨》中，已经对这位红色特工进行了贴近真实的描述。
尽管电视剧中的中村功已经令人惊叹，但真实的中西功，其活动比电视剧中更加神奇。
真实的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于该县多气郡一家贫苦人家。幼年的中西功学习勤奋，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东亚同文书院，是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针对中国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中西功就读之时，校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特工组织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地位。其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和已经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的同窗学长协助提拔，往往可以找到飞黄腾达的道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都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这给了他们在日本特工机关如鱼得水般发展的有利条件。
但是，这里也是他们最初接触反法西斯阵营的地方。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并通过在学院教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担任了同文书院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在学期间，中西功曾参加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以及抵制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行动。由于当时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被同文书院中秘密活动的特高课特务福田信一（1937年晋升大尉，被军统暗藏在同文书院的女间谍安占江、吴仪梅引诱到南市活捉）侦破，他和西里龙夫并曾因此被捕，后因无实据而释放，随全体学生返回日本。这次被捕大大增加了中西功的对敌经验，同时也种下了他十年后不幸暴露的隐患。
1934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不久加入中共。同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即南满洲铁道公司，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急先锋，相当于日本的“东印度公司”，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功工作能力强，提供了被认为极有价值的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中西功在王学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西里龙夫，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同文书院毕业生，战后曾将《毛泽东选集》翻译成日文版），太原的“商人”白井行幸共同构成了一个红色间谍网。中西功在上海借“满铁”名义建立的“特别调查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是这个网络的核心机关。
由此可见，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他们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向“红色小开”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和以佐尔格—尾崎秀雄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王学文不仅发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个对日情报战的王牌间谍，还发展了另一个潜伏在国民党政权心脏内的重要红色特工，这就是曾打入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沈安娜。从这个角度说，这位中西功的导师也可称是“谍中教父”了。
以中西功为首的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三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正是发生在中西功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
在中西功的红色特工生涯中，的确经常扮演“智者”的形象。老萨和老拙合作的《东方特工在行动》一书中，记录了中西功一次冒险获得情报的经历。
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的严酷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大任务，已经得到报警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由于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还被封锁，他首先向尾崎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证明他的安危并希望担任原首相近卫秘书的尾崎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
奇怪的是，与每次尾崎会亲自接电话不同，电话接通后，是个女人接听，问道：“你是谁？”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中西功保持镇静，没有说出尾崎秀实的名字，而是道：“请找水野成（尾崎秀实的助手，同文书院肄业生，因佐尔格案被捕，1945年3月死于狱中）。”过了一会儿，有个男人问道：“你是哪位？”中西功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对方答道：“因为我有点儿感冒（所以分辨不清），请问您是哪位？”中西功立即明白了对方不是水野成——他是在试探。水野成和中西功是老朋友，每次通电话中西总是说：“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然后水野会诙谐地学他的语调重复一遍：“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两人这样说话如同暗号。但中西功并没有急于放下听筒，而是回答道：“我是你的叔叔彦三郎啊，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是吗？哦，多多保重……唉，你是哪个彦三郎？”不等对方继续追问，中西已经装糊涂地答道：“好的，再见。”
再通过试探另一名地下工作者浜津良胜时，也同样碰壁，并证实了他已被送往警视厅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与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癸二了解情况，却没有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功使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坐在记者中听他们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收获颇丰，得知日军参加“关特演”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这显然说明日军即将南进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进攻苏联。
“关特演”是日本陆军1941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展的前奏。然而，受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观看演习的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演”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
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可能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并不明朗的判断。
然而，仅仅判断出日军即将南下仍不够，中西功在东京极力奔走，试图找到更加可靠的证据，甚至确定日军开战的时间。
不过，由于日本全国当时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民间所谓“防谍”意识十分强烈，以至于中西功在各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远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大嘴巴里掏出来的多。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遇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癸二，才知道他已经回到东京。中西功见到武藤，立即开门见山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原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等。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核对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等，并综合西里龙夫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
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程克祥、彭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