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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里1938年开始在诺敏河林区任职，当时周围还有马占山余部在活动。但是，到了1940年以后，当地就只有抗联在抵抗了。以少数兵力就牵制住三千森林警察队，对于这位“狞猛”的中国将军，尽管站在对立的立场，北里仍然表现出了由衷的钦佩。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残存的‘共匪’只有汤旺河的王明贵等少数，但这都是千军万马中纵横的强者，以其得意的游击战术令（日本）军无可奈何。”
很多人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在1940年杨靖宇将军殉国后便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认识。他们始终在敌后孤独而顽强地战斗着。说他们孤独，是因为抗联从1935年就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说他们顽强，是因为抗联在东北境内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实际上从未停息。例如，在《啊，满洲》的第691页，日伪“满洲开拓研究所”所长中村孝二郎的回忆文章《通河县副县长尾原势一君的最后时光》中，就曾提到1945年春，抗联在通河县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给当地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根据我方资料，这次起义的领导机关，便是赵尚志将军亲自部署潜伏，由杨春、杨振瀛父子两代经营的抗联北满（通凤）交通总站。起义部队一度占领通河县城，并放出被关押的义勇军首领“滚地雷”等，与日军周旋甚久。虽然起义遭到敌军镇压最终失败，但部分起义者一直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
在日本战败之后，中村贞成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他眼中的“可怖”的王明贵。
王明贵将军所在的抗联教导旅在盟国对日的最后一战——苏联红军进攻东北之战中，共有三支部队参战：第一部，分成57个小组，以空降等方式携带电台于苏军之前率先攻入东北境内，作为突击队对敌后方发起大纵深袭扰（因为人员不足，连李敏这样的女战士都参加了这支部队）；第二部预先渗透入境，潜伏在日军阵地后方，在苏军对日军各要塞和部队布防情况进行侦察，攻击发起时实施炮兵引导，甚至直接渗透攻击日军要塞阵地；第三部担任向导和翻译，随苏军先头部队行动。王明贵将军在战斗打响时在海拉尔方面，攻占齐齐哈尔后，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卫戍副司令。
很感谢一位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朋友提供了当时目击的情况——“1945年9月前后，抗联战士协助苏联红军痛歼日寇关东军后，进驻齐齐哈尔市，全副苏式装备，一看就是中国人，在苏联军队中十分显眼。他们精神抖擞，步履矫健，举行了简单入城仪式，旋即开拔，向南进发，收复祖国失地。”
与中国人的光复之喜相对的，便是日本人的黯然失色。而中村就是这时候见到的王明贵将军。
中村回忆：“八月底，作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们被命令到齐齐哈尔公会堂报到。军政府向我们传达施政方针。做演讲的是王明贵参谋长（注：王明贵实为卫戍副司令）。他本人精通日语，但这一天的演讲却是通过翻译的，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日本人的未来道路。他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从（伪满）建国以来一直颇为平静的大兴安岭，从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后大为改变，再三在满铁林管区内出没，令我等陷于惊恐之洪炉的，就是这位被称为王匪的首领啊。就是他用乱战法破坏了大东亚战争安稳的后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齐齐哈尔见面了……”（《啊，满洲》第888页）
其中，可以看得出中村的百感交集。
然而，也许中村的百感交集还有另一个原因。萨在采访居住于大阪的日本“归国者”（即战后滞留中国，后经两国政府协调返回日本的原开拓团成员）古川修时，听他讲起，1945年冬天，因为日本开拓团成员在战后还打下了一架苏联飞机，引起苏军愤怒，切断了从哈尔滨向南的道路，造成正在南下逃难中的北满日本开拓团成员大批徘徊于延寿、方正等地，由于无衣无食，那年冬天仅仅方正周围，因为冻饿而死的日本人就有五千多人。
古川修所在的开拓团原址在扎兰屯附近，撤退到齐齐哈尔后也被迫滞留于此，由于在开战之后开拓团成员中的男性青壮年大多被补充进关东军作战，这批人多是老弱妇孺，而且路上被苏军乱兵洗劫一空。但是，他们这批到达齐齐哈尔的日本人比在延寿、方正的要幸运得多。
由于饥寒交迫，他们硬着头皮去找当地的政府机关帮助。当时苏军军纪不佳，日本开拓团内部甚至做好了牺牲多少女人来求得粮食的准备。可是，接待他们的一个“八路副司令”说“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不但拨了一批粮食给他们，还让人送给他们六百件棉袄。
当时滞留齐齐哈尔的日本人大约两千户，六百件棉袄解决了很大问题。在中国生活了40年，早已经不把自己当日本人的古川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一家子轮流着穿，还是咱们中国人仁义。”
某次回国，偶然听抗联后人说起，王明贵将军在齐齐哈尔任上，曾遇到两个日本和尚来求助，请求援助快冻死的开拓团“妇女子”，他看着也觉得可怜，就发了一批棉衣给他们，有意思的是王明贵将军生前回忆这件事，还忆起出库时要在衣服上作标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印章，结果，每件衣服的里面都盖了“王明贵”的章。
当时听了觉得似曾相识，过后才想起会不会和古川修说的是一回事儿呢？返回日本以后去访问古川家，只见到了他的弟弟启一先生，也是从中国回来的“归国者”，但比他哥哥回国要早得多。启一先生在日本战败时只有六岁，所以，实在回忆不起来那位“八路副司令”的身份了，只说那是一个“仁将”。
无法证实之下老萨忽然灵机一动——当时老百姓是分不清抗联和八路的，但是至少说明这个副司令是中国人。齐齐哈尔当时有几个中国副司令呢？
打电话到北京去问抗联问题专家史义军先生，史先生说：“那还能有谁？就一个中国副司令啊，就是王明贵啊。”
看来，就是他了。
忽然想起，有朋友提到王明贵将军在谈到不喜欢记者总采访抗联的败仗时，开口便是：“我是一个军人……”
在王明贵将军心中，只怕，军人就是为打胜仗而生的。
而在齐齐哈尔面对饥寒交迫的日本妇孺，这位将军为何会说出“女人和孩子没有什么罪，不打仗了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这样的话呢？
中国的武道中有云：仁者无敌。
中村贞成写文章的时候，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在齐齐哈尔应该也是知道这批棉衣的事情的，“匪贼”和“仁将”的形象放在一起，难怪他会如此纠结了。
十九、六颗头颅背后的鄂伦春伪军起义
日前，在日本有一个老兵的后代出卖一批在东北期间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因为其血腥和残忍吸引了萨的注意。这张照片中，在一块日军放置的告示牌上方，码放了一排中国人的人头。
这背后隐藏的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呢？这名日本士兵曾在黑龙江铁力县驻扎过，给这张照片的标注中说明是“满洲国军内讧中被杀的匪贼”。如此模糊的描述不能说明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些牺牲者，究竟是抗联的战士，还是义勇军【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的残部，还是绿林好汉？或者真的是日伪军的内讧？铁力，曾经是义勇军和抗联都征战过的地区。
出身北海道的菅原朝喜，曾是“满蒙开拓青年义勇队铁力大训练所”的训练生，在他《幻之乐土，追忆铁力北斗义勇队开拓团》一书中回忆道：1932年“日军追击马占山到铁力时，恰逢雨期，道路泥泞难行，松本联队的追击队伍孤军无援，死者甚众，无奈撤退并作‘讨匪行’。我在铁力时，在五大营附近的十五中队（铁力干馏厂西南）至桃山一带的荒草中常常可以看到为战死的士兵树立的墓碑”。东北抗日联军的赵尚志、李兆麟、许亨植、张光迪、隋德胜、于天放、郭铁坚等都曾在此地活动。1938年曾有一日军小队六十余人去山上讨伐抗联，全部被歼，只有一只信鸽飞回。
但是，这名日军驻扎铁力的时间在1940年到1941年，因此，这次惨案发生的时间，应比前面描述的战斗要晚。
幸好，这张照片上可以轻易看到遇害者的名字，以此为依据，我们可以堪破这起发生在70年前的事件真相。
原来，这是一次以伪满军中鄂伦春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