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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由于汉奸出卖，在和日军野副讨伐队连续55次交火后，于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殉国。
为此，1946年经政府决定，濛江县被改名为靖宇县，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关于杨靖宇战死的经过，曾有“战死”和“自尽”两个不同的版本。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深入，证明杨靖宇是在孤身和日伪军对射20分钟后，被抗联叛徒张奚若用机枪击中后牺牲的。根据日伪档案，特别是加藤丰隆《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对相关史料的整理，现在我国历史学家对于杨靖宇殉国的经过已经十分详尽。
然而，杨靖宇殉国之前，最后的遗言是什么，至今未见准确记载。
在《杨靖宇牺牲前后的历史谜团》中，如是描述——“极度疲劳的杨靖宇最后躲到了一棵大树下，敌人劝降，得到的回答是一颗颗子弹。鬼子下了命令，一串罪恶的子弹射向杨靖宇。”
《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则记录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判断无法劝降，于是下令攻击，战斗中杨靖宇牺牲。
而在电视连续剧《杨靖宇》中，日军指挥官曾劝降，要求杨靖宇放下武器，自己愿与杨靖宇结为兄弟。杨靖宇回答：“如果有人侵入你的家乡，杀你兄弟，淫你姐妹，还要与你约为兄弟，你会同意吗？”
虽然铿锵有力，但这毕竟是艺术创作。
还有人说杨靖宇临牺牲时喊的是：“当过抗联的出来，我有话说！”
杨靖宇殉国前，到底说过些什么呢？
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第八十八旅）研究会的帮助下，萨终于在日本获得了一条线索——日军有一份记录，记下了追击杨靖宇最后一战中的情景。在战斗中，双方的确有一段对话，与杨靖宇相互喊话的，便是日军讨伐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
日军甚至记录下了双方的对答，可惜是以日语的方式保留下来的。
一名受我托付寻找这份文件的日本友人来电话，告诉我这份文件已经找到，并在电话里约略叙述了杨靖宇与西谷喜代人最后的对话。由于这份文献做成于杨靖宇牺牲后不久，其可靠性应该比较大。还有一些与杨靖宇牺牲相关的内容，如叛徒安光勋在杨靖宇死后曾抚尸痛哭等，应该也是此前我方资料中所不存在的。
我决定第二天下午去拜访一下，取回这份资料，并希望能在尽快将其翻译过来，让将军可能被隐藏了70年的最后遗言能够重见天日。希望不负使命。
2011年3月31日下午，当我从日本友人家中走出来的时候，大雨如注，这场雨从早晨开始下，断断续续，加上有风，让人不由得觉到寒冷。
3月下旬，大阪应该是开始回暖的季节了，这样冰冷的雨是很少见的。走到车前还有些距离，我把包抱在胸前，尽量不让它被雨淋湿，因为里面有一份记录文字，是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殉国时在场的日军军官，所记录下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
提笔来写这篇文章，心情依然十分沉重。
我很不愿意触动这段历史，仿佛撕开一个封存的伤口。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忙碌的国度，我想这种历史深处的悲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那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日子。在白山黑水之间孤军苦斗的中国人，苦战了八年以后，几乎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一天，在东北这块土地上，连我们的总司令都拼杀到最后一人，战死沙场。
两年以后，另一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也战死不归，他留下的话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死我也要死在东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挪威、希腊亡了国，他们的总司令没有一个死在战场上。被日本征服的朝鲜，被废黜的王太子李垠不但没有殉了社稷，反而去给日本人当了旅团长，成了终生的亲日派。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打得这样惨烈，即使是被视为因为不抵抗失去的东三省。
杨靖宇将军的死，我认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又让每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回顾将军牺牲的那一刻。
那是一个我们民族的李陵碑。
所以，我在翻开这份日文写成的将军殉国记录时，有一种要咬紧牙关的感受。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因为里面的信息，相当详细地记录了杨靖宇将军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状况，这段记录虽然也许并没有惊人之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察看我国现存对于杨靖宇将军殉国经过的记录，并询之史义军等抗联历史研究专家，尚未见这段材料曾被披露。我不知道自己有幸先看到它，是否意味着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记录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日方文件名为《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第222号，原件存于（社）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我拿到的是一份复制件。这份文件的编纂者名叫富永义雄。
为了确定这段文字的准确性，老萨专门对富永义雄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富永义雄在1940年的身份为伪通化省警务厅高级警官。该警务厅的厅长即最后追杀杨靖宇的主要负责人岸谷隆一郎。岸谷的厅本部直辖警务、警备、特务、教养、保安五个科，以及专事对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讨伐作战本部，抗联叛徒程斌指挥的“程斌警察大队”和崔胄峰指挥的“崔贤警察大队”均为该讨伐作战本部所属，该本部下尚辖有该地区九县的九个警察大队、兵站部、卫生班、配车系等，总兵力两千八百余人，富永义雄时任本部直属警务科科长。（以上信息来自幕内满雄所著《满洲国警察外史》）
《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编成于伪满时代，是伪通化省对抗联作战的日本军警所作一份系列内部档案，记录当时“讨伐”的经过，并有参战日军警人员以手记形式记录了大量日伪警察队活动的情况。因日本战败时部分被毁，现仅存部分文档，散见于日本各处。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是一个倡导中日友好的民间组织，位于东京银座附近，也保存了这套档案的若干部分。
在这份文件中，收录了与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情况，从文字来看，富永不是当时的在场者，但是采访和收集了在场日军警所叙述的内容。由于这份文件本身属于日军内部使用的不公开文档，而且其内容与日方公开的资料的确有些差异，个人倾向于其具备一定史料价值。
应该说，富永义雄的这部文档，披露了日军和抗联作战的过程中很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内容。
比如，他在描述伪通化省警察队组成时，提到了抗联最著名的叛徒程斌投敌时险些被日军枪毙。
程斌于1938年7月率115人叛国投敌。此后，日军将其所部编入讨伐队，程斌迅速从抗联叛将变成了日军疯狂的帮凶，在把杨靖宇将军逼入绝境的战斗中，他和他手下的叛徒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中却记录程斌等人到达通化后，“前述のように檫＇擊隊とこれに呼応した長島工作隊に逮捕或いは帰順した程斌以下一五零名の措置については「全員射殺して，晒し首にせよ」という意見も多く、これも当時としては通常の処分でもあった。”
翻译过来，意思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被黑崎游击队（注：敌本溪讨伐队黑崎中尉指挥的机动讨伐队）和与其配合行动的长岛工作队（注：敌通化宪兵队长西田中佐属下，由长岛玉次郎曹长指挥的特务部队）所逮捕，或向其归顺的有程斌以下一百五十人（注：与中方统计稍有出入，可能含有其他抗联叛徒）。关于对他们的处理，支持‘全部枪毙，悬首示众’意见的人很多，这也是当时经常采用的处理方法。”
但是，最终关东军参谋神崎和敌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召集相关的警备科长富森熊次郎、警备股长鹈池等在通化市内的日本餐厅“菊水”吃饭，在餐桌上确定了将这批抗联叛徒全部归入警务厅使用的协议。富永在手记中记录当晚程斌等人住在通化南门外的师范学校，第二天在警务厅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接纳这些抗联叛徒，岸谷隆一郎并当场将自己的军刀赠送给程斌。
如果不是日方文献中有此记载，实难相信岸谷在运用程斌所部上下了这样大的本钱。但这支随后编成的“程斌警察大队”的确成为日军最凶恶的鹰犬之一。
这份手记中也记载程斌所部1939年春天被迫进入辉南县的兵营进行训练和休整，只是原因有些啼笑皆非，竟然是：“一つのエピソ嗓趣筏脐爢T間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