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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中将旅长王以哲。
如果说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灵魂，在日本人眼里王以哲就是东北军的拳头，他是张学良在军事上最为倚重的一员大将。而且，王以哲一贯坚持抗日主张，被日本人直接称为“反日派首脑”，称他的房间里都挂着警惕日本的条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版的东北军“反日首领”明信片，上面共有三人，正中的是张学良，属于东北军的象征；右侧的是活埋了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的关玉衡，代表反日的下级军官，而左侧，就是王以哲。
甚至，在日本国内上演关于“九一八”的话剧，里面也有一个坚决反日的“王以哲旅团长”的角色，扮演他的竟然是日本著名演员近藤英太郎。
日本关于“满洲事变”的图书中，也有大量这名东北军将领的照片。
然而，在北大营之战中，王以哲的表现却实在与期待相差甚多。事变发生时王以哲以第七旅旅长身份率部戍守北大营，实际上是张学良留在沈阳的看家部队。而日军进攻时王居然不在军中，三个团长也不在，以致战斗打响后群龙无首。王以哲在和部队通电话中电话就被切断，直到第二天才混出沈阳，在郊外找到撤出来的第七旅残部。此后王以哲很快回到北平，也未参加在东三省的抵抗战争。
王以哲，到底是猛将还是徒有虚名呢？
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别号鼎方，黑龙江省宾县人，1896年生，是郭松龄死后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他1912年考入吉林省陆军小学，1920年秋，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遂请假返回奉天，投效于张作霖。经同学王瑞华的引荐，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工作。王以哲在教导队一、二、三期的教学中成绩显著，博得上级的信任和学兵的好感。在课余之暇，著《步兵操典详解》，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乃初露头角。当时教导队队长由张学良兼任，遂从此重视起这名有一双三角眼但极有军人风范的青年军官。
说起来王以哲的真正起家，却是在与张学良好友郭松龄的交战中。郭松龄反奉之战中，王以哲担任补充旅第三团上校团长，临战镇定，献计智取郭军，终于导致郭松龄败亡。此后在南口战役中，王率军力战冯玉祥，击败其部下大将张之江，为奉军攻入北京建下汗马功劳。因此，王深受张学良的信任，成为其军事上的左右手。
在担任第七旅旅长期间，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为：“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其中，“强邻之压迫”正是指的日本，可见王以哲与一般东北军上层大员的醉生梦死很是不同。
然而，一纸不抵抗命令，让一代名将饮恨北大营。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王以哲“九一八”当日不在营中，推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自己“反日”意味强烈的形象在敏感的时刻惹出麻烦。
此后，王以哲将军一直是东北军中最积极于收复故土的将领之一，在西安事变前后积极协助张学良将军促成国共合作，但自己也由于被过激派官兵误解，于1937年2月2日被刺杀于西安，再也没能打回东北去。
虽然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自己却没能提兵北上与日寇一战，似乎，将军的一生中有着极大的遗憾。
然而，当我们仔细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或许也能给王以哲将军找到一丝欣慰。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逼近长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史称“长城抗战”。
在这次不甚为人所知的长城抗战中，王以哲将军曾经率部大战过日军。因为承德轻易失陷，日军直逼古北口的前沿阵地长山峪，王以哲率领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即北大营的第七旅）再次顽强阻击，从3月7日打到3月9日，顶住了日军川原十六旅团和铃木第八旅团的联合进攻，为中国军队在长城线稳定战局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多少抵消了“九一八”之夜的遗憾。
关于王以哲将军在长城抗战中的抵抗，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杜聿明等曾有描述。日军则这样记载——进攻热河以来，“在长山峪才遇到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正规的抵抗”，并刊登了日军川原旅团长亲自在长山峪背阵亡日军士兵下阵地等照片，证实了长山峪之战，东北军的确打出了一定水平，让一路骄横而来的日军碰了钉子。
纵观王以哲将军的一生，未能看到驱逐日寇的一天，未能把血流在抗日的战场上，或许是其最大的遗憾，但能够有一个长山峪，也许又是将军遗憾中的一点安慰了。
引子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黄显声指挥警察总队在锦州外围打了最后一仗后，炸毁女儿河大桥阻敌，撤入关内。至此，东北军主力彻底撤出东三省。
但是，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正在东北的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这就是曾发展到数十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它包括黄显声将军组织的辽南抗日义勇军、王德林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唐聚五的辽宁人民自卫军等，还包括马占山等在原正规军部队损失殆尽，并被东北军取消番号后重新组建的部队，甚至包括曾经纵横山林的绿林武装。这些武装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抗日救国”。
尽管没有足够的训练，装备也极差，但义勇军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不甘故土沦亡的精神，因此，他们在付出极大牺牲的同时，给予了日军比正规军还要大的打击。日军在这场侵华战争中被击毙的第一个联队长、第一个将军，都是义勇军的战果。
1933年义勇军主力失败，部分高级将领退入苏联，但有些部队仍一直坚持到上世纪40年代，而且一部分义勇军部队后来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继续在这块土地上战斗了下去。
一、义勇军抵抗概略
义勇军的名义起源于东北军名将黄显声，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利用其负责辽宁省警务的优势在东北公安系统内做了一定的应变准备。在正规军抗战不受支持的情况下，黄显声在锦州陷落前于当地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进攻，并鼓励东北官民自发以此名义发起抗日。东北军正规军撤离后，义勇军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并在东北各地遍地开花，形成不同系统的数十万部队。这些部队里面有辽南邓铁梅、苗可秀等组织的铁血军，通化唐聚五等组织的辽宁民众自卫抗日军，辽西张海天、高振鹏等组织的辽西义勇军，吉林王德林的救国军这些新出现的抵抗武装，还包括义勇军化的马占山、李杜等原东北军部队。
义勇军不但在各地组织对日军的抵抗，并曾经多次策划实施对东北各战略要点，如沈阳、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反攻。局势一度如火如荼。
1933年后，随着日军兵力加强，并着意切断义勇军与关内的联系，造成义勇军粮弹两缺，处境艰难。各路义勇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被各个击破，逐渐招架不住日军的进攻，其组织松散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部分人员投降或解散，部分人员退入关内。1933年以后，其在抵抗力量中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北抗日联军。
二、差点儿绑了溥仪的“土匪”
2011年9月，萨路过沈阳，看看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钟头，问司机能不能带我去趟汤岗子温泉。洗温泉这点儿工夫可不够，您去那儿干吗呢？同车的朋友疑惑地问。那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汤岗子是沈阳附近一处风景胜地，描写东北的小说中有不少风花雪月的事情都和这里有关，特别是溥仪来东北组建伪满洲国，进入沈阳前和皇后婉容就住在这里，和日本人讨价还价，最后作茧自缚。
溥仪在日本人策划下从天津出走的经过，已有不少人写过，倒也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婉容并不是同时走的，就像刘邦逃跑的时候扔下吕后一样，皇帝们都很有先国后家的自觉。据说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