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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订法律的主权者更为神圣、更为可敬。这是我们很明显地可以在罗马看到的；罗马的那些高傲的贵族们总是鄙视所有的人民，但他们却不得不在一个平凡的、既无占卜权又无司法权②的人民官吏的面前低下头来。
保民官制如果控制得高明，可以成为一个良好体制的最坚固的支柱；但它所具有的力量只要稍微多一点，就会颠覆一切的；至于软弱，那却不是保民官制的属性了，只要他真有了权力的话，那就绝不会少于他所必需的权力。
当保民官篡夺了他只能作为其调节者的行政权的时候，并且要行使他只能是加以保护的法律③的时候，则保民官制
①“监察委员”
（Ｅｐｈｏｒｅ，拉丁文Ｅｐｈｏｒｕｓ，源出希腊文ρｓ）为斯巴达自O K古即有的制度。监察委员共五人，由公民大会选出，组成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的设置最初是为了在公民中维持斯巴达的风纪（对人民的权威）。
国王出征时，有监察委员二人同行，监督国王的行动（对政府的权威）。监察委员可以征集军队、课税并执行一切审判职务（对人民的权威）。
监察委员最初具有民主性，公元前五至四世纪逐渐转变为保障上层利益的寡头机关，并掌握极广泛的行政权与司法权。——译注②罗马保民官没有徽帜、扈从，选举不需要占卜；但有一定的司法权。——译注③此处正本作“行使……法律”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ｌｅｓｌｏｉｓ）
；通行各本多作“废除……法律”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ｄｅｓｌｏｉｓ）
，是错误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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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第 四 卷
就会蜕化为暴君制。在斯巴达还能保持它的风尚时，监察委员的庞大权力是不足为患的；但在腐化开始之后，那就加速了它的腐化。
被这些暴君们所杀害的阿基斯①，终于由他的继承者复了血仇；监察委员们所犯的罪行与所受的惩罚，同等地加速了共和国的灭亡；于是到克里奥门尼斯②之后，斯巴达就再也无可称道了。罗马也是经历了同样的道路灭亡的；而且保民官以法令所篡夺的过度的权力，靠着原是为了自由而制订的法律的帮助，最后竟成为那些摧毁了自由的皇帝们的保障了③。至于威尼斯的十人会议，则它是一种血腥的法庭，它对于贵族与对于人民是同样地可怖；而且当它堕落之后，它远不是高尚无私地在保护法律，反而只是在暗中进行那些骇人听闻的勾当④。
保民官制，正像政府一样，会随着它的成员的增多而削弱。罗马人民的保民官，最初人数是两个，后来是五个，他们还希望把这个数目再增加一倍；而元老院也就让他们这样做，元老院料定他们会彼此掣肘的，后来的情形果然不出所
①阿基斯（Ａｇｉｓ）
，指斯巴达王阿基斯第四（公元前２４５—２４１年在位）
，他因为实行改革，恢复古代莱格古士的制度，被监察委员会处死。——译注②克里奥门尼斯（Ｃｌéｏｍèｎｅ，即Ｃｌｅｏｍｅｎｅｓ）
，指斯巴达王克里奥门尼斯第三（公元前２３６—２２２年在位）。
他逮捕并杀死了监察委员，恢复了古代的制度；后败于马其顿人，客死埃及。事见普鲁塔克《英雄传》。——译注③凯撒于公元前４８年任终身保民官（Ｔｒｉｂｕｎｉｃｉａｐｏｔｅｓｔａｓ）
，从而获得了他个人终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其后公元前３６年屋大维（即奥古斯都）
获得了同样的权利。这样便结束了罗马共和国而开始了罗马帝国的历史。——译注④威尼斯十人会议作为公安委员会而言，有权处理一切叛国案件；而暗杀则为他们所经常采用的手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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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论保民官制３８１
料。
要防止如此之强而有力的团体篡夺大权，最好的方法——而这样的一种方法至今还不曾有任何一个政府注意过——就是不让这种团体成为永久性的，而是规定它必须有各种宣告它中断的间歇期。这些间歇期也不应该太长，以免使滥用职权得以有时间滋长；它们可以由法律来规定，使人能在必要时很容易通过非常委员会加以缩短。
这种方法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不便，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保民官制既不构成体制的一部分，所以去掉之后也不会损害体制；而且这种方法在我看来还是有效的，因为一个新恢复起来的行政官并不是从他的前任所具有的权力出发，而是从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力出发的①。
①《山中书简》第９书：“我不能原谅罗马人的错误；我已经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谈过了。我曾指责过罗马人篡夺了行政权力，而他们本应该只能是控制行政权力的；我已经指明了保民官制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而设置、人们所应该加给它的限制以及这一切应该怎样做法。
在罗马，这些规则并没有好好地被遵守；罗马人本来应该是做得更好一些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罗马的保民官除了滥用职权之外，还做了些什么事；假如这种制度运用得当的话，他们会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呢？“
又，《波兰政府论》第７章：“行政权的经常转手，可以防止一切制度之被人篡夺。
每一个国王在他的御位期间，都会朝着专制的权力迈出几步。然而选举他的继承者，则会迫使继承者倒退回来而不能继续前进；每一代国王在登基时都要受到传统公约（ｐａｃｔ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ａ）的约束，一切都得从原点出发。因此，尽管有着趋于专制主义的习惯倾向，但并不会有真正的前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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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１第 四 卷
第六章 论独裁制①
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
程序以及种种手续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是局势所不容许的。很可能出现千百种情况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因而能够察觉到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其必要的预见了。
因此，就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坚硬化到竟致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就连斯巴达也都曾让它的法律休眠过。
然而，唯有最大的危险才值得去冒变更公共秩序的危险；并且除非是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否则人们是决不应当停止法律的神圣权力的。
在这种罕见而又显著的情况之下，人们便以一种特殊的行为而把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托付给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人②。这一委托可以按危险的种类而以两种方式进行。
①罗马独裁制创立于公元前５０１年。罗马共和时期的政府通常由两名执政官负责掌管，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由执政官任命一名独裁者在一个短期内掌握绝对权力。
独裁制于公元前４４年废止。
有关本章中所论述的罗马独裁制，可参看马基雅弗里《李维论》第１卷，第３章。——译注②此处意谓不应该由法律来决定设置独裁者，因为任命一个独裁者的行为是一项个别的、特殊的行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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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论独裁制５８１
如果为了挽救危局，只需扩大政府的活动就够了的话；那末，便可以把政府集中在它的一个或两个成员的身上。
于是，这里所变更的便不是法律的权威，而仅仅是行使法律的形式。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采取这种方式时，立法权威的中止并不就是消灭；行政官①可以使立法权威沉默，却不能使之发言；他可以控制它，却不能代表它；他可以做一切事情，但是不能立法。
第一种方法是罗马元老院所采用的，它以一种庄严的仪式授权执政官来保障共和国的安全。当两个执政官之一任命一个独裁者②的时候，则所用的便是第二种方法了；这种办法
①“行政官”指上面所说的“最高首领”。——译注②这一任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仿佛是人们由于把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