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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在这里不仅毫无地位，而且甚至没有出席的权利；元老们既然不得不服从他们自己并不能投票表决的那些法律②，所以在这方面，就要比一个最卑微的公民还更少自由。
但这种不公道却全然被人误解了，而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一个不曾容纳其全体成员的公共团体的法令全部失效的。当所有的贵族以他们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而出席大会时，他们这时已经是单纯的个人，所以便很难影响到这种按人计票的表决形式，因为在这里最渺不足道的无产者也可以和首席元老③一样。
由此可见，除了如此众多的人民由于投票时各种不同的
①“平民制定的法律”
（ｐｌéｂｉｓｃｉｔｅｓ）
，拉丁文ｐｌｅｂｉｓｃｉｔｕｍ。——译注②据传说，罗马保民官制度创立于公元前４９４年。至少自公元前４７１年以后，便已在部族大会上进行选举保民官。在整个罗马共和时期，只有平民才能担任保民官。最初保民官只召集人民大会，担任大会的主席，并提出建议；其后逐渐参与一般立法，并取得了召集元老院开会的权利。——译注③“首席元老”
（ｐｒｉｎｃｅｄｕｓéｎａｔ）
，拉丁文ｐｒｉｎｃｅｐｓｅｎａｔｕ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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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论罗马人民大会７７１
分配方式而产生的秩序之外，这些分配方式的本身也并不能归结为是无关重要的形式；其中的每一种，对于当时使得人们之所以要选择这一方式的目的来说，都有其相对的作用。
这里无庸多谈细节，根据以上的阐述就可以得出结论说：部族大会最有利于人民的政府，而百人团大会则最有利于贵族制。至于库里亚大会，那里唯独罗马民众构成了其中的大多数，它就只能有利于暴君制与险恶的用心；所以库里亚大会便遭人非难，就连那些叛乱者们也都避免使用这种可能使自己的谋划过份暴露的办法。毫无疑义，罗马人民的全部尊严唯有在百人团大会里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唯有百人团大会才是全体的；因为在库里亚大会里没有包括乡村各部族，而在部族大会里又没有包括元老院和贵族。
至于计算票数的方法，在早期罗马人中间就像他们的风尚一样地简单，虽说还不如斯巴达那么简单。每个人都高声唱出自己的一票，由一个记录员依次把它们记下来；每个部族中的多数票便决定了本部族表决的结果，各部族间的多数票就决定了人民表决的结果；库里亚和百人团也是这样。唯有正直在公民中间占有统治地位，人人都耻于公开地投票赞成一种不公正的意见或一个不体面的臣民的时候，这种办法才是好的；但是当人民腐化而可以进行贿选的时候，那就适宜于采用秘密的投票方法了，为的是可以用不信任来制止贿选者，并且也可以给那些流氓无赖们提供一种不至于沦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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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１第 四 卷
国贼的办法①。
我知道西赛罗是谴责这种改变的，②而且他把共和国的灭亡部分地归咎于这一点。可是，我虽然也能体会西赛罗的权威在这里所应有的份量，但我却不能同意他的意见。相反地，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类的改变做得太不够了，才促成了国家的灭亡。正像健康人的营养不宜于病人一样，我们也决不能要求把适用于善良人民的同样的法律拿来治理腐化了的人民。没有什么比威尼斯共和国的悠久的历史更能证明这条准则的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影子至今还存在③，就完全是因为威尼斯的法律仅仅适用于坏人④。
于是，每个公民都被分给一张票，每个公民在投这张票时都可以不让别人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⑤。同时，关于收票、
①此处意谓流氓无赖虽然出卖了自己的选票，但因为投票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仍然可以不投贿选者的票，从而可以不至于出卖自己的国家。百人团会议最初是公开投票的，至公元前二世纪末叶改为秘密投票。——译注②见西赛罗《论法律》第４卷，第１５—１７章。——译注③威尼斯建国于公元４５１年，在卢梭写《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还存在着，直到《社会契约论》出版以后三十年才告结束。——译注④马基雅弗里《李维论》第１卷，第１８章：“一个共和国诞生时建立了种种政令和法律，这时人民都是善良的；后来人民变坏了，这些法律也就不能再适用了。
……在罗马，如果人们想要保持自由的话，就必须重新规定政府的体制，而且由于同一理由，也必须制定适合时宜的新法律；因为对于一种坏材料只能用不同于治理好材料的另一种方式去治理它，而对于完全相反的臣民，人们也不能只规定一种雷同的形式。“——译注⑤罗马公民进行秘密投票是不记名的，每个公民只需在自己的票上写上Ａ。
（拉丁文“否”ａｎｔｉｑｕｏ的简写）
，或者Ｕ。
Ｒ。
（拉丁文“是”Ｕｔｉｒｏｇａｓ的简写）。——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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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论罗马人民大会９７１
计票、比较数字等等，还确定了一些新的手续。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防止负责这项职务①的官吏们的忠诚不经常受到怀疑。最后，为了防止投票的舞弊与交易，还制定过种种禁令，而其数目之多却正好表明了它们的无效。
到了末期②，罗马人就常常不得不乞援于种种非常的权宜手段来补救法律的不足了。有时候，他们就假托神迹，然而这种办法只能欺骗人民，却不能欺骗统治人民的人；有时候，乘候选人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阴谋活动之前，就突然召集一次大会；有时候，因为看出人民已被人争取过去要参与为非作歹的一方了，于是就一味空谈，把整个议程都消磨掉。
然而野心家终于规避了这一切。可是，最难于置信的却是：在这样的流弊泛滥之中，这么广大的人民，幸而赖有他们那些古代的成规，竟从未停止过选举行政官、通过法律、审判案件以及处理一切公私事务，而且几乎和元老院亲身做起来是同样地轻松顺利。
①Ｃｕｓｔｏｄ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ｅｓ①，ｒｏｇａｔｏｒｅｓｕｆｒａｇｉｏｒｕｍ。
（选票的监督、分配与查询）。
①按１７６２年的版本，此字作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ｅｓ（拉丁文“分配”）
，１７８２年及以后的各版本中此字作ｄｉｒｉｂｕｔｏｒｅｓ（拉丁文：“收集”）。——译注②“末期”指罗马共和的末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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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第 四 卷
第五章 论保民官制
当人们不能在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确定一个严格的比例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不可消除的原因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的比率的时候，于是人们便创立了一种特殊的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并不和其他部分一道构成共同体，但它能使各个项目恢复正确的比率。它或是在君主与人民之间，或是在君主与主权者之间，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同时是在这两方面之间，形成一种联系，也可以说是一个比例中项①。
这个团体，我称之为保民官制，②它是法律与立法权的守护者。它有时候可以用来保护主权者以对抗政府，就像人民的保民官在罗马所做的那样③；有时候，可以用来支持政府以对抗人民，就像目前十人会议在威尼斯所做的那样；并且有时候，又可以用来保持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平衡，就像监察
①可参看本书第３卷，第１、第７章。——译注②本章所谓的“保民官”
，其含义和古罗马的保民官不尽相同，是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译注③罗马“人民的保民官”
或“平民保民官”
（ｔｒｉｂｕｎｄｕｐｅｕｐｌｅ，拉丁文ｔｒｉｂｕｎｐｌｅｂｉｓ）只能从平民中间选出，他们的职责是保卫平民不受贵族高级官吏的侵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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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论保民官制１８１
委员①在斯巴达所做的那样。
保民官制决不是城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不应该具有立法权或行政权的任何一部分；但也正好是在这一方面，保民官的权限才最大；因为他虽不能做出任何事情，却可以禁止一切事情。作为法律的保卫者，它要比执行法律的君主与制订法律的主权者更为神圣、更为可敬。这是我们很明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