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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外，没有人能看清楚自己的地位。一个民族处于这种状态之下是不可能再有一个健全的制度的，因为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体制已经同样地腐化了。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他们也再没有什么能获得的；由于受了奴隶制的蒙蔽，所以他们看不起为他们所不能认识的那些财富。”——译注②卢梭《答波兰国王书》：“从知识到愚昧仅只是一步，而各个国家常常要在这两者之中择取其一；不过我们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民族一朝腐化之后而又能恢复德行的。你们枉然力图扫除坏事的根源，你们枉然要消除虚荣、懒惰和奢侈的供应品，你们甚至于枉然要把人拉回到清白无辜的守护女神与一切德行的根源的那种原始平等状态；但他们的心一旦蜕化之后，就永远会是那样的了。除了某种大革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补救办法了；而那又和它所能治疗的疾病差不多是同样的可怕，愿望它既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而预见到它却又是不可能的。”
——译注③马基雅弗里《李维论》，第１卷，第１６章：“一个习惯于在君主之下过活的民族，如果意外地变得自由，他们就很难于保持自己的自由。”又，同书，第１７章：“一个腐化了的民族，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之后而要保持自由，就会遇到世上的一切困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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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论人民９６
青春不是幼年①。
每个民族正像个人一样，是有着一个青春时期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有着一个成熟时期的，必须等到这个时期才能使他们服从法律；然而一个民族的成熟往往不容易识别，而且人们若是提早这个时期的话，这项工作就要失败的。有些民族生来就是能受纪律约束的，另有些民族等上一千年之久也还是不能。
俄罗斯人永远也不会真正开化的，因为他们开化得太早了。
彼得②有模仿的天才；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天才，没有那种创造性的、白手起家的天才。他做的事有些是好的，但大部分却是不合时宜的。他看到了他的人民是野蛮的，但他一点也没有看到他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开化的地步；他想要使他们文明，而当时所需要的却只是锻炼他们。彼得首先是想造就出来德国人或者英国人，而当时却应该是先着手造就俄国人③；由于说服他的臣民们相信他们自己乃是他们本来并不是的那种样子，从而彼得也就永远妨碍了他的臣民们变成为他们可能变成的那种样子。有一位法国教师也是这个样子培养他的学生，要使学生在幼年时候就显姓扬名，然而到后来却始终一事无成④。
俄罗斯帝国想要征服
①“青春不是幼年”
１７６２年的版本中没有这句话，在下一句话中也没有“是有着一个青春时期的，或者也可以说”这几个字。后经作者改订如上。——译注②“彼得”指俄罗斯的彼得大帝（１６７２—１７２５年）。——译注③卢梭《科西嘉制宪拟议》：“我们必须遵循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民族特性。
一切民族都有、或者应该有民族特性；如果他们缺少民族特性，就必须先着手赋给他们以民族特性。“又，卢梭《波兰政府论》：”应该小心翼翼地保存那种好处（民族性——译者）
；对于那样傲慢的沙皇的所作所为，我们恰好应该是一反其道而行之。“——译注④可参看《爱弥儿》第２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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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第 二 卷
全欧洲，但是被征服的却将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邻居的鞑靼人将会成为它的主人以及我们的主人的；在我看来，这场革命是无可避免的。全欧洲所有的国王们都在努力配合加速着它的到来。
第九章 论人民（续）
正如大自然对于一个发育良好的人的身躯给定了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只能造成巨人或者侏儒那样；同样地，一个体制最良好的国家所能具有的幅员也有一个界限，为的是使它既不太大以致不能很好地加以治理，也不太小以致不能维持自己①。每个政治体都有一个它所不能逾越的力量极限，。。
并且常常是随着它的扩大而离开这个极限也就愈加遥远。社会的纽带愈伸张，就愈松弛；而一般说来，小国在比例上要比大国更坚强得多。
有千百种理由证明这条准则。首先，距离愈远，行政也就愈发困难，正好象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重。随着层次的繁多，行政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因为首先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行政，这是人民所要负担的；每个州又
①《日内瓦手稿》在这句之前尚有：“一个尚未腐化的民族，当其领域辽阔时，可以具有为它的实质所并不具有的那些缺点。
我将要解释这一点。“又，在这句话之后尚有：”那些不顾自己领土大小而进行扩张的征服者的民族，自以为力量是在不断增长；我们很难想像有什么是比这条准则更加荒唐的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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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论人民（续）１７
有它自己的行政，又是人民所要负担的；再则是每个省，然后是大区政府、巡抚府①、总督府；总是愈往上则所必须负担的也就愈大，并且总是由不幸的人民来负担的；最后还有那压垮了一切的最高行政。如此大量的超额负担，都在不断地消耗着臣民；这种种不同的等级，远没有能治理得更好，而且比起在他们之上若是只有一个行政的话，反而会治理得更坏。同时，他们简直没有余力来应付非常的情况；而当有必要告急的时候，国家往往已经是濒于灭亡的前夕了②。
还不仅如此；不只是政府会缺少勇气与果断来执行法律，来防止骚动，来矫正渎职滥权的行为，来预防遥远地方所可能发生的叛乱；而且人民对于自己所永远见不到面的首领、对于看来有如茫茫世界的祖国以及对于大部分都是自己所陌生的同胞公民们，也就会更缺少感情。同一个法律并不能适用于那么多不同的地区，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风尚，生活在迥然相反的气候之下，并且也不可能接受同样的政府形式。而不同的法律又只能在人民中间造成纠纷与混乱；因为他们生活在同样的首领之下，处于不断的交往之中，他们互相往来或者通婚，并顺从了别人的种种习俗，所以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世袭的遗风究竟还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了。在这样一种彼此互不相识而全靠着一个至高无上的行政宝座才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人群里，才智就会被埋没，德行就会没有人重视，罪恶也不会受到惩罚。
事务繁多的首领们根本就不亲自视事，而
①“巡抚府”原文为Ｓａｔｒａｐｉｅ，指古波斯的地方政府。——译注②可参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９卷，第４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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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僚属们在治理国家。最后，为了要维持公共权威——而这正是那些遥远的官吏们要规避的，或者要窃据的——所必须采取的种种措施，会耗尽全部的公共精力；这样，他们就再也没有余力关心人民的幸福了，在必要的关头，他们也几乎毫无余力来保卫人民；就是这样，一个体制过于庞大的共同体，就会在其自身的重压之下而削弱和破灭。
另一方面，国家应该被赋予一个可靠的基础，使之能够具有坚固性，并能够经受住它少不了要遭到的种种震荡以及为了自存所不得不作的种种努力；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有一种离心力，使他们彼此不断地互相作用着，并且倾向于要损害邻人来扩张自己，就好像是笛卡儿的漩涡体那种样子①。这样，弱者就随时有被并吞的危险，而且除非是大家能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使得压力在各方面都接近于相等，否则就谁也难以自保。
由此可见，既有需要扩张的理由，又有需要收缩的理由②；能在这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对于国家的生存最为有利的比例，那就是很不小的政治才能了。我们可以一般地说，前
①笛卡儿（Ｒ。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１５９６—１６５０）
《世界论》：“自然界的一切运动都是某种兜圈子式的。一个物体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就必定占据另一个物体的位置；”
“物质以各种不同的形状、大小和速度经常处于兜圈子的旋涡状态。”
——译注②作者是主张小国的，见本书第３卷，第６、第１５章。又，《波兰政府论》第５章：“民族庞大、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