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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连十多天，我没有看见文琴的面。有一天，我到洞仙铺里去，恰好遇了文琴。看他二人光景，好象有甚事情商量一般。我便和洞仙算清楚了一笔帐，正要先行，文琴却先起身道：“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明天问了实信再来回话罢。”说罢，作辞而去。洞仙便起身送他，两个人一路唧唧哝哝的出去，直到门口方休。洞仙送过文琴，回身进内，对我道：“代人家办事真难！就是车老爷那位朋友，甚么陆俭叔，他本是个一榜，由拣选知县，在法兰西打仗那年，广西边防上得了一个保举，过了同知、直隶州班，指省到了湖北；不多几年，倒署过了几回州县。这回明保送部引见，要想设法过个道班，却又不愿意上兑，要避过这个‘捐’字，转托了车老爷来托我办。你佇想，这是甚么大事，非得弄一个特旨下来不为功，咱们老中堂圣眷虽隆，只怕也办不到。他一定要那么办，不免我又要央及老头子设法。前几天拜了门，是我给他担代的，只送得三撇头的贽见。这两天在这里磋磨使费，那位陆老爷一天要抽三两多大烟，没工夫来当面，总是车老爷来说话，凡事不得一个决断。说了几天，姓陆的只肯出八竿使费。他们外官看得一班京官都是穷鬼，老实说，八千银子谁看在眼里！何况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倒处处那么悭吝起来！我这几天叫他们麻烦的彀了，他再不爽爽快快的，咱们索性撒手，叫他走别人的路子去。”正说得高兴时，文琴又来了，我便辞了出去。
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八月。我一面打发李在兹到张家口，一面收拾要回上海一转，把一切事都交给亮臣管理。便到伯述那边辞行。恰好伯述因为畅怀往上海去了，许久并未来京，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也要到上海去，于是约定同行。雇了长车，我在张家湾、河西务两处也并不耽搁，不过稍为查检查检便了。一直到了天津，仍在佛照楼住下。伯述性急，碰巧有了上海船，便先行了。我因为天津还有点事，未曾同行。安顿停当，先去找杏农。杏农一见我，便道：“你接了家兄的信没有？”我道：“并未接着，有甚么事？”杏农道：“家兄到山东去了，我今天才接了信。”我道：“到山东有甚么事？”杏农道：“有一个朋友叫蔡侣笙，是山东候补知县，近日有了署事消息，打电报到上海叫他去的。”我不觉欢喜道：“原来蔡侣笙居然出身了！我这几年从未得过他的信，不知他几时到的山东？那边我还有一个家叔呢。”杏农道：“家兄给我的信，说另有信给你，想是已经寄到京里去了。”我稍为谈了一会，便回到栈里，连忙写了一封信入京，叫如有上海信来，即刻寄出天津。把信发了，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
次日下午，杏农来谈了一天，就在栈里晚饭。饭后，约了我出去，到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吃酒（天津以上海所来之妓院为南班子），另外又邀了几个朋友。这等事本是没有甚么好记的，这一回杏农请的都是些官场朋友，又没有甚么唐玉生的竹汤饼会故事，又何必记他呢。因为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所以特为记他出来。
你道是甚么事呢？原来这一席中间，他们叫来侍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吴侬娇语。内中却有两个十分面善的，非但言语声音很熟，便是那眉目之间，也好象在那里见过的，一时却想不起来。回思我近来在家乡一住三年，去年回到上海，不上几天，就到北边来了。在上海那几天，并未曾出来应酬，从何处见过这两个人呢。莫非四年以前所见的；然而就是四年以前，我也甚少出来应酬，何以还有这般面善的人呢。一面满肚子乱想，一双眼睛，便不住的钉着他看。内中一个是杏农叫的，杏农看见我这情形，不觉笑道：“你敢是看中了他，何不叫他转一个条子？”我道：“岂有此理！我不过看见他十分面善，不知从何处见来。他又叫甚么名字？”杏农道：“他叫红玉。”又指着一个道：“他叫香玉。都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要就你在上海见过他。”我道：“我已经三年没住上海了，去年到得一到，并没有出来应酬，不上两天，我就到这边来了，从何见起。”杏农道：“正是。你去年进了京，不多几天，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也是初到没有几天。”我听了这话，猛然想起这两个并非他人，正是我来天津时，同坐普济轮船的那个庄作人的两个小老婆，如何一对都落在这个地方来。不觉心中又是怀疑，又是纳罕，不住的要向杏农查问，却又碍着耳目众多，不便开口。直等到众人吃到热闹时，方才离了座，拉杏农到旁边问道：“这红玉、香玉到底是甚么出身，你知道么？”杏农道：“这是这里的忘八到上海贩来的，至于甚么出身，又从何稽考呢。你既然这么问，只怕是有点知道的了。”我道：“我仿佛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杏农道：“嫁人复出，也是此辈之常事。但不知是谁的侍妾？”我道：“这个人我也是一面之交，据说是个总兵，姓庄，号叫作人。”杏农道：“既是一面之交，你怎么便知道这两个是他侍妾？”我便把去年在普济船上遇见的话，说了一遍。杏农想了一想道：“呸！你和乌龟答了话，还要说呢。这不明明是个忘八从上海买了人，在路上拿来冒充侍妾的么。”我回头想了一想当日情形，也觉得自己太笨，被他当面瞒过还不知道，于是也一笑归座。等到席散了，时候已经不早，杏农还拉着到两家班子里去坐了一坐，方才雇车回栈。
叩开了门，取表一看，已经两点半钟了。走过一个房门口，只见门是敞着的，门口外面蹲着一个人，地下放着一盏鸦片烟灯，手里拿着鸦片烟斗，在那里出灰；门口当中站着一个人，在那里骂人呢。只听他骂道：“这么大早，茶房就都睡完了，天下哪有这种客栈！”一回眼看见我走过，又道：“你看我们说睡得晚了，人家这时候才从外面回来呢。”我听了这话，不免对他望一望，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京里车文琴的朋友陆俭叔。不免点头招呼，彼此问了几时到的，住在几号房，便各自别去。
次日，我办了一天正事，到得晚饭之后，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只见陆俭叔踱了进来，彼此招呼坐下。俭叔道：“早没有知道你老哥也出京；若是早知道了，可以一起同行，兄弟也可以靠个照应。”我道：“正是。出门人有个伴，就可以互相照应了。”俭叔道：“象我兄弟是个废人，哪里能照应人，约了同伴，正是要靠人照应。这一回虽说是得了个明保进京引见，却赔累的不少。这也罢了，这回出京，却又把一件最要紧的东西失落了，此刻赶信到京里去设法，过两天回信来，正不知怎样呢。”我道：“丢了东西，应该就地报失追查，怎么反到京里去设法呢？”俭叔叹道：“我丢了的不是别的东西，却是一封八行书，夹在护书里面。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我在枕箱里取出护书来记一笔帐，不料一转眼间，那护书就不见了；连忙叫底下人去找，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里面甚么东西都没有丢，单单就丢了这封信，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