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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文极为流畅，很轻松写意，有关私人的话也说得很多，这是他同时代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德国人，做梦也绝不会做到的。在一些制约着一个人的好多功能社会性自我的不同规则中，他说：“总体来说你不能撒谎，但是，当问及你与某位女士的关系时，你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面对一个同行，你必须接受挑战，可如果是比你差的人，大可一笑了之，聊表轻蔑即可。”为了示意一个人对不喜欢的课题很难集中注意力，他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可能就是他本人）：
人们会抓住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手头上不想干的事情，不管这无意到手的借口是何等的琐屑和与己无关。比如，我认识一个人，他宁愿去拨火，剔地上的污渍，清理桌面，翻报纸，翻一翻眼睛能看到的任何书，修理指甲，简短地说就是磨磨蹭蹭地浪费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为的只是他所不喜欢的形式逻辑学，而中午时分他应该做的惟一事情就是为这门课备课。对此，您有何高见？！
有时候，詹姆斯会用一些幽默的故事和笑话冲淡他作品里面的严肃性。在描写亥姆霍兹和冯特对一位刚刚错误地应用了他们的无意识参考原则的教授作何感想时，詹姆斯写道：“很自然，（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故事里那位水手对那匹马的感觉，因为这匹马把他的脚伸进马镫里了，水手说——‘如果你要穿上（往前走），我就只得脱下（下马）了。”’
詹姆斯有时也相当敏感，富有同情心。当海伦·凯勒还是个小女孩子时，他就买了一个估计她会喜欢的小礼物送给她，而事实上她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礼物——一根鸵鸟羽毛。
（海伦·凯勒为盲人、聋人和哑巴，凭惊人毅力学会数种语言，并成为作家。她的故事在全球传颂——译注。）
难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总结他时说：“威廉·詹姆斯，那是位可敬的天才。”
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市，他家境富裕，可万没有想到他竟会成了纨裤子弟，不算花花公子也只能算个浅尝辄止的玩家。
他祖父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是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的，他是位精明强干的商人，还是伊利湖运河的发起人，赚了好几百万美元。结果，他的儿子亨利（威廉的父亲）根本就不需要去工作。亨利上了两年的教会学校，但因为觉得这里古板的长老会教条令人难受而辍学，可是，他还是持续对宗教及哲学问题感兴趣，一辈子都是如此。33岁的时候，他遭遇到严重的情感危机。晚餐后，当他闲看着火堆时，突然被一阵莫名的恐惧感笼罩住了——“一种完全失去理智和可怜的恐惧，没有任何显然的理由”；他后来说——虽说只持续了10秒钟，但却让他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以后的两年内持续受到反复发作的焦虑影响。看医生，旅行和其他一些分神的办法都不起太大作用，可最终，他在瑞典神秘主义者依曼纽·斯维登堡的哲学里找到了救助的办法，因为斯维登堡本人也曾受到这种焦虑感的打击。
恢复健康后，亨利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神学和社会改革方面的作品（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一方面用于对孩于们的教育上。他对美国学校不太满意，时不时带家人去欧洲——威廉·詹姆斯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以增长见识，补充教育，再把孩子们带回他们在纽约华盛顿广场的家，以保持与自己文化的接触。
结果，威廉·詹姆斯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都上过学，还接受过私人教育；他对随家人去过的那些城市的大博物馆和画廊都很熟悉；五种语言都说得不错；与梭罗、爱默生、格里利、霍桑、卡莱尔、丁尼生和J·S·密尔等经常造访他家的名人见过，交谈过，并听过他们的高论；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阅读广泛，有了哲学的基础。这并不是说老亨利·詹姆斯就是位工头和严守纪律的人，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他是位极不平常的随意者，是位可亲可爱的父亲，因为他允许孩子们在餐桌上随便谈论任何话题，而且，使他的朋友们万分吃惊的是，他竟允许孩子们去剧院。
可是，一位可亲可爱的和蔼父亲可能也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17岁的时候，威廉·詹姆斯希望当画家，可是，老亨利·詹姆斯却不同意这件事，并带全家去欧洲呆了一年，以冲淡此事，因为他希望孩子在科学或者哲学里面谋一份事业。只是因为威廉坚持要这样，他才勉强让他跟纽波特的一位画家学画。半年之后，威廉觉得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大才，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一种欠疚感而不是才气的缺乏，他遵照父亲的希望进入了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化学。
可是，繁文缛节的实验室工作考验了他的耐心，他很快转向当时的热点生理学，主要是因为穆勒、亥姆霍兹和杜布瓦·雷蒙在欧洲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使然。可不久，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开始转坏，威廉意识到迟早得自己谋生，因此，他转向了哈佛医学院。医学也没有能够唤起他的热情，因此，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跟著名的哈佛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兹一起去了亚马逊河，希望自然史会成为他真正喜欢的学科。结果没有，他不喜欢收集标本。
他回到了医学院，可又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腰疼、视力欠佳、消化不良，还有一阵阵的自杀冲动——所有这些或大部分都因为他对未来的担心而加剧。为了寻找解脱办法，他去了法国和德国，约有两年的时间，在那里沐浴，在亥姆霍兹和其他著名的生理学家手下学习，结果对新心理学相当熟悉。
最后，他回来了，并于27岁完成了医学院的课程。他没有想办法去行医，因为他身体不太好，可是，他花时间研究了心理学，因为对前途的担忧而心情暗淡，再加上他有关意识的科学观点与这个世界及其父亲的神秘主义和精神追求相差甚远，因而郁郁寡欢。1870年28岁时，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郁闷后，他突然产生了与父亲极为相似的情感危机。许多年以后，他在《宗教经验种种》，通过由一位匿名的法国人为他写回忆录的形式，描述了这种体验：
有天晚上，我在夜色中去一家成衣店买一件衣服，突然间，一阵可怕的恐惧感没有预先的警告就袭击了我，就像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一样。这恐惧感就是对自己的存在的害怕。同时，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癫痫病人的形象，我以前在疯人院里曾看见过他，一位长着一头黑发的青年人，皮肤发绿，完全是个傻子，整天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墙上的架板上，双腿抱膝坐在那里。这形象就是我本人，我心里在想。我害怕得发起科来。这之后，宇宙对我的意义完全改变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时，胃底会有非常可怕的恐惧感，一种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人生朝露感。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了。
威廉成人后曾解释他父亲的危机，说那是对他那暴君般的父亲长期压抑住的敌对情绪总的爆发，可威廉从没有暗示过他自己的危机应作何解释。雅克·巴赞曾提出过一种假设：“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猜想，这是因为无法忍受的压力所致，因为他无法反叛一位从没有对他施过暴而只有爱的父亲。”
这次攻击使詹姆斯有好几个月神情颓丧。在这个期间，他特别受到德国生理学家对世界的机械论看法的困扰，这就是他自己的父亲一向反对的加尔文教的决定论观点在科学上的等同物。如果机械主义论真实地反映了意识，那么，他所有的思想、欲望和意愿都仅仅不过是一些自然粒子间相互的影响，都是事先决定好了的；他对判定自己的行动毫无办法，就像精神病院里的那个癫痫病人一样。
最后，跟他父亲一样，他通过阅读从这阵压抑中解脱出来——不过，他读的不是斯维登堡的书，而是法国哲学家查尔斯·赫努叶论自由意志的一篇文章。詹姆斯在日记里这么写道：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他的自由意志定义——“在我兴许会有别的思想时，偏偏保持住我选择的这个思想”——改为错觉的定义。不管怎样，我会暂时——直到明年——认为这不是个错觉。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将会是相信自由意志。我要随我的意志再进一步，不仅以这个意志来行动，而且还要相信它，相信我自己的真实性和创造力。
他相信自由意志的意愿果真起了作用，他开始慢慢恢复了，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一辈子都是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