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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年轻气盛，心态也比较浮躁，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但其实是幼稚。所以2004年奥运会打完以后，我跟朋友说，之前我跟毛主席开了个玩笑，到雅典后毛主席也跟我开了个玩笑。
整件事情中，让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当时上山祭拜的队友们有的人敬酒，有的人敬烟，只有张宁最特别——她点了三支烟。结果，一起祭拜的人有很多，但只有张宁最后拿了奥运会冠军。我还听说，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孔令辉在与瓦尔德内尔的比赛前，也曾在衣服内侧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最终孔令辉成就了大满贯。
说起这个“神话”，倒不是因为迷信。而是我后来觉得，也许这说明了，人总要有所敬畏，才不至于太浮夸，才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得稳当。当然你也会发现，那时候的林丹并不是不谦虚，但是“世界第一”的位置把他捧得太高，不接地气。那时的林丹像个气球一样，风一吹就跑，手一点就破，好像随时要爆炸。
但当年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我们离开益阳，打算返回北京做最后的准备。走的那天，益阳当地的市民和球迷自发地组织了腰鼓队，在马路两边夹道欢送。那敲锣打鼓的场面，真让我有种悲壮的感觉。所有人都把我视作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冠军的头号热门，这也是我自己的目标。
队伍中，即将参加雅典奥运会的鲍春来、龚睿那、郑波都是湖南当地人。每个人都对那年夏天充满了期待。我记得出征前，龚睿那的家人还特意为她送来一副羽毛球形状的金耳钉，只为博个好彩头。而后来有媒体说，我在行李箱里甚至准备好了一顶军帽，就等着夺冠后，不仅要敬军礼，还要戴军帽。这个我需要澄清一下，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谣传起来的，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但我不会愚蠢到那个程度。
抵达雅典后，发现各方面条件都一般——饮食不是特别理想，比赛场馆也离得挺远的。慢慢地，我就开始感觉到有点紧张了。
我发现，当我什么事情都特别想做好，比如我想睡得再好一点、吃得再好一点时，我就知道自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想万无一失，这时的我会在意很多。
抽签结果出来，我第一轮对阵新加坡的罗纳德·苏西洛，我当时就感觉第一场球挺不好打的。我知道这个对手很难缠。因为在年初的全英公开赛上，我刚刚在半决赛中赢过他。虽然比分是2比0，但我就知道他不好对付。
苏西洛这名球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苏西洛是位出生在印尼的华裔选手，虽然他名气不是很大，但他的球还不错。正因为这样，我当时的心态并没有调整好，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就是觉得他虽然不好打，但拿下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担心这担心那，对自己也没有一个恰当的定位，第一场球上场后，感觉自己怎么也释放不出来。相反，我对手的出手、状态都特别棒。打了几分我就发现，这场球我将会非常艰苦。
第一局我就输了。当时有点发蒙，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只想着“我先把球打过去吧”，没有什么目的性。而局间休息时，教练跟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忘了，只记得当时李永波教练老叫我进攻。可我发现在执行的过程中，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我的对手准备得实在太充分了，而面对所谓的世界排名第一，对手的心态一直是冲击我，这导致我的进攻线路不是特别好，成功率一点都不高。进攻得不了分，再加上第一局已经输了，很快就变成比分一直落后，一直落后。
0比2，世界第一首轮出局。比赛结束的一刹那，我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这就完了？就结束了？打完以后，我给谢杏芳发短信说“我输了”，她根本就不相信。
下场之后，教练只是说，这是为年轻付出的代价。其实我觉得，雅典的挫败不能用“年轻”“代价”简单地带过。我始终不承认2004年奥运会上的林丹表现得不好。其实我也打得很努力，只是我的对手发挥得比我更理想。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你得将自己稳定在高水平的状态，不然就会输球。
这不是所谓的代价，而只是回归到了体育本身。我并不是因为自己不重视这场比赛导致出现“非战斗性减员”，也不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导致最终输掉比赛。只是那天罗纳德打得更好，就是这样。
输完球回到奥运村的房间后，小鲍他们都知道我输了。那天他也有比赛，已经晋级到了下一轮。于是，他安慰我说：“没关系啦”，然后就休息了，因为第二天他还有比赛。
洗完澡后躺到床上，为了不影响小鲍休息，我开始躲在被窝里给所有朋友回短信。那天的比赛因为是第一轮，并没有电视直播。所有人先是不相信，紧接着就是都来安慰我，希望我没事。我都告诉他们，我挺好的，没什么。
话是这么说，但心里肯定难受。短信就这么发着发着，发了一整夜，印象中雅典的天慢慢就亮了，真的是彻夜未眠。
等我早上起来，新的一天又到来时，我这才反应过来——你的奥运之旅在昨天晚上就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在那里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因为我的同伴们还有比赛要继续，我还要帮他们加油，帮他们搜集对手的资料、录比赛录像，帮他们搞后勤服务。只要他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你就要第一时间赶过去。一大堆琐碎的事情，让你逃不开赛场。你还得继续面对，这是最痛苦的，比输球还痛苦。
想到接下来还有这么多天，我要怎么熬过去？我就给我们八一队的高主任打了个电话，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把我先弄回去？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当时我只剩下这一个想法了。
我明白，整个代表团都要集体行动，我这只是个空想，但我没有别的办法。电话那头，高主任冷静地开导我，他说其实现在的情况对我而言也是一种磨炼。“没错，你在那儿是有很多你不愿意面对的、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回到的一些地方，比如看到你的对手，回到熟悉的那片赛场。但越是这样，对你的锻炼价值越大。而且，你还要拿出很好的姿态来，积极地去给你的同伴们加油。”我听了他的话。
于是，我在雅典前后一共待了近三个星期。因为我们是提前四天抵达的，比赛结束后，本来我们打算马上就回国的，但这时候，李导（李永波）的太太谢颖也带着艺术体操队来到了雅典，他们的比赛也开始了。后来李导就决定，等他们比赛结束后一起走。所以，在羽毛球比赛结束后，我又在雅典多待了一个星期。每一天都很煎熬、非常难熬。
后来再回想，奥运会前的训练我有点偏保守，只重质量，一味地追求“精”，而忽略了其他必要的训练。不像汤杯之前，什么都想练，什么都想提高。比如，以前训练中我跑步会跑四组，在益阳集训时我只跑两组；以前每周六训练结束后，我会主动加练跑楼梯，但在益阳时没有。不是说跑步多跑两组、多登几级楼梯，我就能在奥运会上拿冠军。而是说我对训练中的一些细节要求得太细、太精益求精之后，整个人就不够放松，反而偏离了正常的训练轨道。
在雅典，我目睹了陶菲克从8进4、4进2到最后夺冠的过程。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陶菲克是奥运冠军，而我是世界排名第一。在那以后的4年里，我和他的故事就不再只发生在赛场上，我们俩之间的任何细枝末节都会成为媒体和球迷的谈资。
注释
＇1＇：2003年第五届城运会的主办地是湖南长沙，但羽毛球比赛在益阳举行。
第十三章 北京·三杯聚首，中国独有
2005年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拥有代表世界羽坛至高荣誉的三座奖杯——汤姆斯杯、尤伯杯＇1＇和苏迪曼杯＇2＇。继2004年汤尤杯雅加达一役后，中国队想用苏杯锦上添花。
5月，当苏迪曼杯来到北京时，正是中国羽毛球队1995年首夺苏迪曼杯的10周年纪念。1995年的苏迪曼杯是李永波任总教练以后，中国队夺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葛菲和孙俊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