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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生那会儿，我爸还在做货车司机，后来开客车，要跑长途，凌晨四五点就要出门。妈妈在医药公司又是三班倒，很辛苦，中午通常会抓紧时间补一觉。但我那么调皮，哪里待得住？经常是等我妈睡着了，我就偷偷跑出去了。后来，连药店里的叔叔阿姨都帮着“站岗放哨”，一见到我从值班室门后探出头来，都说：“林丹你怎么又跑出来了？你妈睡着了？”
上了小学后，我基本上是中午吃完饭就跑出去玩，从不待在家里睡午觉，没有养成这习惯。周末的时候也是，星期六一下课，大家都不回家，都在外面玩，自然也少不了我。
但这样幸福的日子没能持续几年，我爸就调去了老干部局，进了机关单位。机关里中午有午休时间，盯着我睡觉的任务就转移到了我爸手中。我照旧趁他睡着后偷偷溜出去，一开始还能得逞，但后来他也有了经验，会装睡。我刚蹑手蹑脚摸到门口，身后就响起一个声音：“林丹，回来！”为了这个，我没少挨打。小时候，我爸会动手，而且他是家里的主力啊，下手肯定狠。
现在想起来，那时也没有什么天大的事，非要让我如此“冒险”。20世纪80年代的小县城，能玩的东西很有限，无非就是小伙伴们跑来跑去，互相追逐。我们一帮小孩玩得最多的就是“躲猫猫”，好像永远都能找到想不到的地方可以躲，对世界颇有“探险”精神，所以总是玩了又玩，一点也不觉得无聊。
一个人偷跑出来的时候，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药店的那片晒场。各种中药材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散发出好闻的气味，我就在中间穿八字似的跑来跑去，常常把各种药材都弄混在一起。大人们发现后也不打我，就跟我妈告状，我自然少不了挨一顿骂。最过分的一次，我把一大片晒干的药材都浇湿了，我妈终于把我一顿“胖揍”。
长大后，小时候的这些“不良记录”常被爸妈拿来念叨。当年的那片晒场早已被拆掉围墙，现在成了老年人闲时打太极晨练的健身广场。
不过，调皮归调皮，一到“办正事”的时候，我也一点都不马虎。我爸后来说，逼我睡午觉是有原因的。我刚学羽毛球那会儿，早上5点多就要起床，天蒙蒙亮就要出早操，沿着上杭县城一跑就是三圈；上了一天的课后，下午5点还要训练，连他也想不明白我精力怎么那么旺盛。那时候大冬天也要早上5点起来，上杭的冬天又特别冷，我就让我妈提前10分钟叫醒我，自己先在被子里蹬蹬腿热热身，到点起床后就不会觉得那么冷了。
在上杭体校初学羽毛球时，压韧带是训练里最苦、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一项了。而且我很爱哭鼻子。那时候韧带还没拉开，腿压不下去，教练就让我们叉开两腿，上身挺直，他把两手按在我肩膀上一点一点往下压，常常疼得我眼泪直流。但白天刚哭过，晚上回到家好像就忘了疼，我会让妈妈继续帮我“开小灶”，这样第二天训练时就能轻松过关，我会因此得意很久。可一旦比赛中输了球，哪怕对方是比我大的小孩，教练都还没说什么，我自己倒先哭起来了。我妈说我不服输的性格，从那时起就显露无遗了。
调皮归调皮，但学校的老师们都挺喜欢我。听我妈说，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班上调整座位，我一定要坐在中间，不然就在老师面前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说，我从小就特别倔强，这也让老师们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直到现在，我的小学班主任蓝红老师还会经常跟我妈说起：“现在的学生哪，很少有像林丹小时候那样主动举手回答问题的。你看他上课的时候好像没有在听讲，可是问他什么，他又答得出。”在老师们眼里，我是“人小鬼大”的那种学生。虽然不如有些同学那么守规矩，课堂上能够坐着一动不动，可是我学习能力特别强，作业做得也快。于是，还给我分配了一个小组长的职务。
我好像是很会察言观色的那种小孩。虽然惹妈妈生气的时候不少，但我也会懂得献殷勤，比如主动要求“妈妈，我来帮你扫地吧”，“妈妈，我去帮你倒垃圾”。这招似乎还挺有效，我妈原本一肚子的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让大人“又爱又恨”的性格后来也让我吃到了苦头，但它一直伴随着我，影响着我后来的羽毛球之路。
遗憾的是，这样尽情玩闹的欢乐时光并没能持续太久。自从我进了体校，就跟儿时的伙伴慢慢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多年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军人。虽然不能像刘志丹那样成为战功赫赫的将军，但过的却是另一种“兵戈铁马”的生活。
比起那些伙伴，我离家的日子来得有点早。入体校的经历也让我比同龄人更早地明白“故乡”是什么，更早地体会到了那种思乡之苦。
注释
＇1＇：汤尤杯是男子羽毛球团体比赛汤姆斯杯和女子羽毛球团体比赛尤伯杯的合称，两项比赛均为羽毛球运动的至高荣誉之一，起先各自单独举办，自1986年起两项赛事同期同地举行，两年一届。
第二章 我的父亲母亲
也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从小我就特别好动。当我慢慢长大后，父亲跟我讲起，他原来读书的时候曾是体育委员。虽然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打排球入选过县队，打篮球进过校队，另外田径、游泳都会一点。
当然，我今天的一切也要感谢我妈。如果不是她从福州来到上杭，最后留下来扎根在上杭，今天可能就没有我。我妈常说，只要命运有一点偏差，哪里来的“超级丹”？
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我还有一个舅舅、一个姨妈。1969年，外公一家作为下放干部从福州来到上杭，那时我妈才12岁。母亲在上杭一中认识了比她高一届的父亲，但两人从没讲过一句话。直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我妈被分配到上杭县的芦丰公社，才发现我爸就住在她楼上。
福州来的“大小姐”突然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各种农活。春耕、夏种、秋收，每天出早工，天黑了还要加班。干完知青点的活儿，还要帮生产队插秧、挑谷子、割水稻。就连洗衣煮饭的水，也要大家轮流去小溪里挑回来。最苦的时候，晚上肚子饿了却没东西吃。能吃上面条就算不错了，但面汤里没有一滴油水。
父亲算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动力，那时一天最高8个工分，能拿5毛5分钱，我爸总能拿到4毛多。像他们这样的知识青年，第一年每个月还有政府补贴的8块钱伙食费，第二年是4块，到第三年就要自食其力，不再发放了。
好在三年后，知青就迎来了招工考试。那时候外公外婆已经返城回福州了。当时每家可以照顾一个孩子，母亲就把这个名额主动让给了姨妈。在那个年代，我妈算是个子高的，在篮球队里打的是中锋的位置，干农活再不济也比年纪更小的姨妈强，所以她就那么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1978年，父亲被招工去了龙岩汽车公司上杭车队。他成了母亲在上杭唯一的依靠。第二年，母亲也通过考试，在上杭医药公司当起了营业员。那个年代的种种动荡，父母都赶上了。好在母亲生性乐观，虽然上杭距离福州近600公里，但她总觉得日子会好起来。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为了改变命运，刚到芦丰公社不久，母亲曾动过要去参军的念头。当时南京部队来要人，只有一个名额。我妈找公社书记帮忙，把年龄改大了一岁，好让部队领导不能以她年纪太小为由，第一轮就把她刷下来。考试的项目有定点投篮、三步上篮、俯卧撑等。结果，我妈输在了俯卧撑这一项上。她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俯卧撑是什么。而她的竞争对手以前是练体操的，在这一项上挣了不少印象分。再加上对方那时已经下乡两年了，我妈到底还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小丫头。就这么阴差阳错的，部队选了别人，我妈的参军梦没能实现。
如今，我在部队已经待了17年，母亲的参军梦也早已被淡忘，她反倒开始庆幸当初没被选中。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要真的去南京部队当了护士，哪里来的‘超级丹’？”母亲生在南京，长在福州，最后留在了上杭，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呢？
也许因为是家里老大的关系，我妈从小胆子就特别大。外公作为南下干部来到福州后，被分配到福建省京剧团。京剧团家属大院里没有别的娱乐设施，最多的就是篮球架。那会儿，学校每个班级之间常有比赛，我妈是他们班的中锋。
福建省京剧团离西湖＇1＇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