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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令我激动的是，在远离京城的浙中地区我发现了一个中国“曼哈顿”！因为它同样也有像西半球海岸边纵横交错的宽阔大街；也有人流车流簇拥着高楼林立、广厦成群间那灯火熠熠的不夜城；也有潮海浪卷下听不够、数不尽的舞与乐……其实当时我知道，这是由于自己沉浸在对新城义乌的一种陶醉之中的感觉。可在黎明之后的第二个青天白日下，我依然感觉自己是在“曼哈顿”城！没错，微有不同的是两年前我在大西洋西岸所见的那个曼哈顿四面都是潮海，而现在我眼前的这个“曼哈顿”四周是商海——商的潮海。
曼哈顿是世界商之都。
我激动和自豪自己的发现，是因为中国的“曼哈顿”不仅已崛起在我们面前，而且已经成为亚洲的商之都。1105平方公里的面积，并不是一块小地方，它大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几倍，也近乎是两个新加坡国、一个香港特区那么大。在西方，有谁敢轻视过那片承载着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巨轮的小岛屿曼哈顿？在东方，有谁怀疑过称雄“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弹丸富国新加坡？那么，从现在起谁藐视中国的义乌便是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
有几个数据，也许可以最直截了当地介绍给那些没有去过义乌的人们，使其有个清楚的认识：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义乌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8亿元，财政收入为1779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180元。20年后的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亿元，财政收入达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500多元。弹指一挥间，在同一块土地上，衡量一个地区主要社会发展的三大指标，竟出现了分别为94倍、28倍和25倍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等时间里，能出现如此高速的增长，也许是罕见的。但义乌人实现了，并且面对如此的高速增长数目，他们会平静地微笑着告诉你：这个数字里藏着不少的“埋伏”，实际的情况将远远不止这些！
其实我早已感受到这一点。你只要看一看市领导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列举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以及亲身实感到的每天都在变化着的城市，再走进商城或普通市民家庭，随便问一声某人全家去年到底多少收入时，你听后定会惊心地一跳。我已经对此不以为怪了，因为在义乌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化、来自个体和私有制的经济已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你想通过简单的统计，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数据——“往低里说”则是普遍现象。有一个活脱脱的数字倒可以从侧面让我们了解一下义乌人的富有程度：每年年底浙江省从银行方面所统计到的资金净回笼情况，义乌一市要占浙江全省资金净回笼总量的三分之一！得了，浙江全省现今共有68个县市，小义乌原来是个重量级的“腰包”！今日之世界，早已明了一个新的公理：国的强弱已不在地盘大小，人的力量更不在体胖高瘦，义乌人在自己的田野上正垒起一个东方“曼哈顿”……
今天（1999年3月30日），我在晚上吃完饭正看《新闻联播》时，突然荧屏上出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和品牌——浙江义乌的大陈镇和“能达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榜上有名”。前者的大陈镇，是义乌市二十几个乡镇之一的“中国衬衫之乡”，后者则是这个镇上有对兄弟创出的“中国衬衫之王”的一个名牌产品。关于大陈镇这个地名了解它的人可能还不算多，因为中国这样的农村乡镇有几十万个，就是与它同名的镇也许能排成一长串，但我们现在说的义乌市的大陈镇，则在任何一个同名镇或者不是同名的中国乡镇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奇迹，那就是从这儿生产的衬衫，每年可以供给12亿中国人中的十分之一人穿。一天近50万件，源源不断地输向市场，一年就是1。5亿件，如此的数量，如果将其平展开来，那不是可以把纽约曼哈顿整个地罩在柔软的温情之中——我为东方“曼哈顿”编织了一个美丽之梦。
今年春节前，我再度来到义乌采访，第一站便到了大陈镇。我渴望感受“衬衫之乡”的豪迈与温情。在这之前，我听说了一个动人的传说。在十几年前，有一个走出大山到外地打工的大陈镇农妇，因为第一次上城里人家做工，她特意自个儿扯了一块“洋布”，赶个夜缝了件罩衫。进门头天，城里的女主人欣喜地扯着她的罩衣左瞧右看，连声道好。第二天女主人也到街上扯了块更时兴的布料请这位大陈农妇帮她缝了件罩衣。“好极了，我的同事们都说好，她们每人想请你做一件，5块一件工钱怎么样？”一天，城里的女主人抱回一堆布料。脸上充满喜色的农妇说：“行，允我几天时间。”大陈镇的农妇爽快地接了过来，几天后便将几件缝好的罩衣端端正正地交给了女主人，而女主人则不亦乐乎地交给她整50元钱。“这是工钱，你一定得拿，是人家给的。”她无法推辞。日子久了，这位大陈农妇一日见女主人穿了一件绣花衬衣回家，横竖觉得标致。后来她在回大陈时试着给同村小姑子也带了两件绣花衬衣。这一下可美坏了她的小姑子！村上的姑娘见了好眼红，于是就偷着为自己缝起绣花衬衫。这一传十，十传百，大陈镇的姑娘家都穿起绣花衫来。后来便有人往外面和城里带这种绣花衫，这一带不要紧，不多时便有无数手巧的农妇加入了缝制绣花衫的行列。大陈镇的服装生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后来男人们也加入了做服装生意的行列。大老爷们儿干起来就是不一样，这好比都说中国的女人主家事，会做饭菜，但当好一名烹饪大师的又多是男人，这是因为手巧和技术是两个概念。进了门槛的技术真正要说好的还应该是大老爷们儿——当然不排除也有女强人打天下的，就是大陈镇上也有为数不少的女能人。可是成大气候的毕竟大老爷们儿占多数，大陈镇在成为“衬衫之乡”的进程中也不例外。
“衬衫之乡”比我想象的要气派得多。年轻的镇党委书记徐江琦不像有的乡镇干部一开口就拿出“年度统计表”一类，堆给你如山一样的数据，他指着排排高楼迭起的街道问我，他这儿像不像城市，他说你们北京人最有权威评判这个问题。我四周瞧瞧，颇有些为难，因为按照“城市”的标准，这儿似乎少了些喧哗，多了些幽静，虽然宽阔的大街上也有不少车来人往，但显然井井有条，没有那些叫人烦恼的拥挤。于是我只好直说：“城市还不一定够得上，但比起北方的中等县城，绰绰有余和现代化得多。”小徐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满足了，因为他曾同别人打过这样的赌，要是有人能把他们的大陈镇说成像座城，那他从市里下到小镇来当书记算是一种“高升”。现在他从我嘴里得到了“高升”的引证，自然有些自得其乐。小徐书记曾是市委宣传部的才子，因而很幽默。“不过我内心真的感到我们大陈镇的许多了不起。”他深情道，在过去“农业学大寨”年代，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陈人也有过露面的时候，是省里的老典型，可农民们除了能得到几句空头的表扬外，两手依旧空空，儿女娶亲出嫁还得靠摇拨浪鼓的老父亲外出“鸡毛换糖”挣的几个脚钱办事。改革开放给大陈镇人带来了真正的机遇。当像本市的廿三里人开始形成自己的有形市场时，特别是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大陈镇的农民们便着手建立自己的产业优势，即已经渐成气候的衬衫加工业。最初的是东一家、西一家的作坊式加工场；后来是东一村、西一村的小规模形式，之后便是成片成片的衬衫加工户；再后来就是一个又一个衬衫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这一过程很有趣，就说销售运输这一块吧，大陈人最早的销售是靠几个妇女提着竹篮或是拿一个布兜搭乘拖拉机什么的往城里的自由市场上自己吆喝着卖；后来是男人们带着样品跑外联系客户，再通知家里发货；再后来是整车整车地往外拉；而今都是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客商自己跑到大陈镇来拉货等货。农民们办厂和经商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着。由最先的家庭作坊式，到几个人的联户互助式，再由几户联合到大户独立作战态势，发展到现在集团和名牌产品企业领头，与全镇千百户小企业互动并进的局面。集团企业与名牌产品构筑着今天大陈镇作为“中国衬衫之乡”金碧辉煌的大殿，千百家中小企业则是烘托这“中国衬衫之乡”金碧大殿的基石和四围的绿地与花园……如此参错有序的产业形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