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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长害怕，李光耀等新加坡人也害怕会被人搅黄了。苏州人更不用说，一旦这么大的项目落空了，到时哭干眼泪也难以弥补。
但记者不理官员们这一套，他们潇洒地敲着电脑，一次点击“E”箱，就把一件天大的新闻捅到了全世界。
中新合作项目从此公布于世，苏州人和新加坡人全被亮到了世人面前。成者败者皆在别人的注目之中……
项目太大，光靠苏州人扛不住。于是陈焕友在李光耀他们与苏州人签协后，当天下午就向江泽民总书记发了传真汇报。这几日，李光耀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他时，李光耀曾向江泽民征求意见：到底是放在山东，还是上海，是放在无锡，还是放在苏州时，江泽民笑笑说，我作为中国领导人不便明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我认为放在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近上海，交通方便。李光耀就笑了，说：我想的跟您想的一样。我们就定苏州了！
王敏生书记和章新胜等苏州人后来听说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手心手背”之说后，格外高兴和振奋，因为在关于中新合作的这个项目激烈竞争中，苏州是最后的赢家，苏州的竞争胜利者体现在软实力上！
200亿美元哪！不等于重新造一个“洋苏州”嘛！苏州人躲在被窝里想想也会乐出声来！
“与新加坡的合作，我是支持的。”李鹏总理对江苏和苏州的同志这样说。
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朱镕基也十分关注和支持中新合作项目。当陈焕友省长向他汇报，希望请中央有关部委协助这一项目时，朱副总理马上指定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当苏州与新加坡谈判的“顾问”。
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和外贸部部长吴仪则是更有力的支持者。
这年10月，当陈焕友率团赴新加坡访问时，正逢省级领导到中央党校集中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学习班，胡锦涛同志听说陈焕友要到新加坡谈中新合作项目，马上按“特例”同意了请假。
此次中方赴新的谈判代表团很庞大，除了中央和江苏省的领导外，苏州市主要领导也都去了，并且组成几个工作组。
代表团刚到新加坡，南京就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是金陵石化南京炼油厂储油罐发生爆炸。在省里主持工作的孙家正副书记向远在新加坡的陈焕友报告后，陈焕友着急得不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好直接给李鹏总理打电话，李鹏总理说：“你留在新加坡吧，我派罗干同志代你去处理南京火灾的事。”
“焕友同志，南京炼油厂的大火扑灭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谈判，签了字再回来吧！”不日，在南京指挥灭火的罗干同志打电话给陈焕友。
“谢谢，谢谢中央！谢谢中央对江苏工作的支持，谢谢对苏州这个项目的支持！”陈焕友一听罗干的话，心潮澎湃。
在新加坡参加谈判的苏州人听说这事后，无不感动。“可以这样说，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的每一个步骤和日后的成功，都渗透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注。现在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移植去的苏州园区经验，假如没有中央的直接支持和关心，那是不可想象的事。”现任苏州市政协主席的“老园区人”王金华不止一次如此动情地说。
当时被章新胜市长“点将”到园区搞筹备的吴克铨是此次苏州赴新加坡谈判的成员之一，他兼任了商务谈判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对这次“艰难的谈判”记忆犹新。
“我们当时并不太懂得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他们的真实意图，说实话，开始时我们看中的是比较简单的200亿美元这个外资投入数目，而并不十分了解李光耀他们所看重的新加坡‘软件移植’这东西。”吴克铨在我采访时曾坦言道。
那么新加坡人到底要在苏州搞个什么东西呢？苏州人后来才慢慢弄明白，等弄明白之后，他们才真正觉得新加坡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值得我们刚刚起步的中国学习。
其实，李光耀在中方谈判人员到新加坡谈判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中方人员在最初时对他心目中的“合作”内容与真实意图有误解，这也是根本的一点：到底你们看中的是我们的200亿美元投资，还是我的新加坡经验。
因为是这一点上的一些理解和认识的不一致，中新谈判人员的谈判也曾几度出现激烈、拉锯。
先说说关于合作项目的名称吧。
中方认为你出钱，我划地，无非是一个比昆山“自费开发区”更大的合资项目呗！那就应该叫“苏州开发区”！
新加坡不同意。说我们新加坡有个开发区叫“裕廊工业镇”，它办得非常成功，就是想把“裕廊工业镇”的模式搬到你们苏州去办，应该叫“苏州工业镇”。
苏州人马上说不行。认为：中国的镇太多，而且“镇”在中国是个行政单位，区区小镇，何来作为？
消息传出还引来一大堆非议。有人说：苏州是想割一块地，做新加坡的“殖民地”了，现在是“镇”，将来是“县”，最后苏州就真正成了新加坡的殖民地了！
这话也传到了李光耀的耳里。李光耀赶紧说明：“我一个小国，哪有资格在你们中国建殖民地？你们想错了！”
想错不要紧，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合作项目到底叫个什么名称也非常重要。没有合适的名分，在中国做起事来是会有麻烦的。
于是中新双方专家们一来一回，屡次交涉，最后共识为“园区”吧！这样的好处是既非用惯了的“开发区”，又非“镇”一类的行政区域概念，“园区”可以成为一种比较贴切的经济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李光耀内心愿望的是将他们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的“软件移植”涵盖在其中。园区嘛，可以是经济开发区一类的实质性的工业与经济的内容，又可以是独立的具有特色的社会型区块。
“很好，就叫‘园区’吧！”据说这“园区”还是中国最高层拍板认可的。
“苏州工业园区”从此正式被确定为中新合作项目的名称，它的英文名字为：SuzhouIndustryPark，缩写为“SIP”。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SIP”。
那么，李光耀一向强调和主张的新加坡“软件”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当时的苏州人，包括中国高层和专家们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仅仅是个模糊概念。其实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新加坡“软件”了，用他直率的话讲：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新加坡“管理得好”。一个“管”字，而且是“严管”，这就是李光耀和新加坡经营国家的软件的核心与实质。中国改革开放，要走哪一条路，这是邓小平极为看重的事，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不顾年迈，亲自多次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访问，亲眼感受和体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功经验与社会发展现实，从中他得出了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到这个岛国，第一次是他年轻时留法途中经过的，那时的新加坡还不如中国。可到了1978年时，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现代化水平和管理国家的水准，暗暗吃惊。于是在比较之中，邓小平选择了新加坡发展模式作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样板。而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及同种族文化的新加坡也选择了中国，选择了中国的苏州。
“SIP”使这两国的共同选择有了一个实施和将梦想变成现实的可能。
然而，苏州人初始与新加坡人为了这个“软件”的共识，曾颇费苦衷。比如关于“园区”的模型到底是个什么样？中国人心里没底，于是新加坡人动用了10万美元搞了三个样模，中国这边看来看去，不知敲定哪一种。后来也是邓小平过问的。最后是通过邓小平的公子邓朴方以中国残联的名义访问新加坡时才与新方最终确定。
合作进入实质阶段后，双方的理解和共识上的差异与融合就更复杂了。
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你们必须在一两个月内将70平方公里面积的“园区”内的情况尽快搞清楚。
“一两个月？这怎么可能？光测量也得用一年时间呀！”商务谈判成员之一的周志方，曾经当过苏州市区的建委主任，搞过规划工作，知道要弄清70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情况是个啥概念，更何况金鸡湖那片湖塘密布的烂地方，按中国当时的测量水平也真得用一年半载时间方可弄出一份新加坡人要的东西。
“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