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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发展，结束了过去那种纺纱与织布在同一屋完成的生产关系。操作“珍妮纺纱机”是个力气活，男人们就渐渐成了这职业的主导群体。许多家庭往往靠男人所从事的纺纱工作得来的钱维持生活。同时，另一些家庭因为买不起“珍妮纺纱机”，使用过时的手摇纺纱机又无济于事，于是干脆放弃手摇纺纱而专门从事织布。这样纺纱与织布同在一个家庭完成的现象彻底消逝，而替代它的是明显的职业分工。这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分工，由于各司其专业，使得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剧。而专业化的加剧又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更加明显。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无产阶级也就在这个时候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具自己阶级的特征。
“珍妮纺纱机”的历史功绩，似乎超越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所给予它的评价。它诞生后为人类造就了一个崭新阶级的同时，又大大促进了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强大活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突飞猛进。
随着“珍妮纺纱机”带动的纱绽日渐增多，以人力作为纺纱动力显然越来越难以胜任。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特，在哈格里夫斯基础上发明了能解决动力因素的水力纺织机。这使得整个英国纺织业又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真正推进了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所以别看理发师的技术是从一位木匠那儿窃来的（当然毕竟阿克莱特有其自己的创造），但在普遍意义上人们还是一直把他当做英国近代工厂制度的始作俑者，这一点我们的马克思也赞同。
木匠哈格里夫斯和理发师阿克莱特的发明，为英国社会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革命。这三大革命后来由英国发展到周边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过去我们一直把英国的工业革命归功在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上，是有误的。其实瓦特的这一人类性发明，是完全始于“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织机的基础上的，而且瓦特的蒸汽机最初应用，也仅是为纺织工业服务。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珍妮纺纱机”开始，至水力纺织机，到瓦特的蒸汽机，英国社会的一场后来曾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英国人靠一台“珍妮纺纱机”改变了自己，创造了财富，同时，它也改变了人类，包括出现了后来像我们的香港被它掠夺走的命运。一台“珍妮纺纱机”带给英国人更多的是文明与进步，对人类也是这样。
我的主人公——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熟人，或许自己尚不清楚他们正在走的路，与现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英国的经济最初发展模式为何如此吻合！
常熟人自然不会想到，或许他们根本就不会这么想、这么比较。但有一点他们应当明白，他们今天在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中，萌生的许多追求、许多举措、许多创新，实质上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当地当时自身优势，把握机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对自我价值与自我财富及自我发展所抱有的创造天性、本能追求，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
就其形式而言，今天的常熟人与当年工业起步时的英国人在生产力发展现象上十分地相似。但就其本质而言，则十分地不同。当年的英国人运用纺织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常熟人运用纺织机则是生产关系出现改变时的一种有序进步。但对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同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同一种结论，那就是不管是昨天的英国人，还是今天的常熟人，他们从自我发展的自我条件出发，同样依靠一台纺织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即为了改变自己的落后，增加自己的财富，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虽然我们不能预计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是否也能像昨天的英国人一样后来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命运那样，激动人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常熟人今天手擎纺织机，终有一天也会让世人所惊叹！事实上，这种强大的工业化、商品化、资源化、财富化、实力化，已经从他们身上显示了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讲，没有人这么去想而已。任何一场深刻的革命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被人们有所认识。常熟人的经验，或许在更长一些时间后，更能让人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所起的某种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暂时让我放弃这种预言，带着读者们一起去看一看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而带来的那场正在涌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吧。
常熟这场革命的产生，首先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始于棉纺业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常熟这个地名始于宋代，当时的官人取名这块“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地为“常熟”，可谓聪明备至。常熟常熟，常种常熟。常熟常熟，种什么熟什么。常熟人富裕首先要感谢先圣虞仲开垦出来的那片让老天爷都无法拒绝不熟的肥沃土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出现，而早期的中国民族工业，又都以与人们生计十分紧密的日用品工业生产为起点。常熟作为粮棉产地，又近靠上海、苏州等城市，这时期便出现了一批商人到这里办厂的浪潮。如江西籍盐商独资27万两银元，于光绪三十年在常熟支塘镇建的“裕泰纱厂”便是一例。此厂占地200亩，所引进的设备都是1888年英国“道勃生”和“汉斯顿”制造的纺织机，其生产规模在中国早期纺织工业可算非同一般。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批上海、无锡商人到常熟开厂，形成了常熟纺织工业第二个发展阶段。之后是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无锡等城市的工厂又为免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而纷纷搬到离城不远的常熟乡村，这客观上又使常熟纺织工业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其实上述原因还远非常熟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常熟纺织业之所以今天能成为当地人民走向市场经济的“火车头”，主要还是常熟人自身的条件在起作用。
在常熟的浒浦镇，人们告诉我一个很有点像18世纪中叶的那个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的大胡子哈格里夫斯式的人物，不过这个人物是位女性，她叫季根仙。不知是因为她的祖先季陵是宋代名将之故，还是她生来就有灵仙之气，父母给她起了如此一个名字。根仙生于1884年，卒于1978年，是位有94岁高龄的老寿星。在她的家乡浒浦镇大居家宅基，乡亲们为她塑了一尊像，这是常熟土地上唯一一尊老乡们自发地为一位平民农妇塑的像。在常熟市内，政府也为季根仙塑过像。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上点年岁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出口创汇产品中有一样就是在世界手工艺界也享有盛名的“常熟花边”。而中国的“常熟花边”的开山鼻祖，便是季根仙这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农妇。
1919年，家境贫困的青年妇女季根仙去上海徐家汇投亲，经妹夫介绍，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后跟教堂一位外国修女学手绣花边，时约半年。因季根仙心灵手巧，所绣的花边不但超众，且在工艺上既承外国之技术，又融中国传统手工之精华，在质量上堪称开辟花边之一代先河。后季根仙回故里浒浦便开始以刺绣花边为业，这时总有邻近姑嫂姐妹结群前来观赏。因当时刺绣花边工价较高，且又是手头针线活，学起来也并不费劲，所以每当季根仙做活时就四周拥满学艺者。为了让众农家姐妹们也能学到刺绣花边的技术，次年春，季根仙租下白宕桥居氏一大厅开始正式传授刺绣花边技术兼营发放业务。由于绣花边能使妇女们不仅更加心灵手巧，而且有了一门其收入远超于其他农家副业的本领，所以到季根仙那儿学艺的人蜂拥而至，后又一传十，十传百，到20年代初常熟一带农村，数以千计的农家妇女都学会了“做花边”。妇女们农闲在家做，农忙带到田头做，也可以在给孩子喂奶时剌上几针，也可以在做饭等火时绣上几行。等一张花边做完交活后，就可以换回数元数十元现钱。那些手巧的姑娘们三年五载下来由绣花边得来的私房钱，就足够办嫁妆用的了。刺绣花边的这种效应，使得后来常熟一带的民间流传着一种风俗：哪家的姑娘小姐不会“做花边”，就找不到好的婆家，而“做花边”快的姑娘小姐则当然成了婚嫁娶亲的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