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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真的有农民想自由择君了，乡绅和精英们却不肯了。按道理，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也不是民众推选的，仅仅几个士绅和教员一商量，就当了家了（当然得尊重巨绅张謇的意见）。按民主原则，他们组织的政府的合法性，未必比五千多农民拥戴的丝鱼港农民政府更高。许士绅自组政府，就不许农民自组政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协商，而是枪炮说话，赤裸裸的镇压。几位带头的农民，非死既逃，土地财产还遭到没收，连十几亩沙田也不放过。官方直称呼这些农民为土匪，事件为匪乱。
所以，说革命党人对于民主是叶公好龙，其实也不为过。立宪党人不消说了，他们中的多数人，原本要求立宪，就是要分享权力，原本就是可以他们向清政府要民主，不许民众跟他们要民主。而革命党也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没有多少准备，理论上都没有好好思考过。真正思考这些问题，还是得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才有可能。革命党人骨子里，依旧是认同精英政治，认同包办选举，根本不喜欢底层民众自发的民主冲动，只要是发现农民自己组织的政府，一律扑而灭之。这一点，他们跟立宪派一样，对秩序和稳定有巨大的偏好，为了这个偏好，不惜扼杀所有来自底层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具有合理和正当性。
【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多革命党人，对其中的二民，民生和民权主义，据说是不甚了了。大家只在意一个民族主义，在当时就是排满。平时的革命宣传，也大多拿清朝入关时的残暴，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说事，几乎没什么人真的宣传民主。在这方面，革命党人的先进性甚至比不上立宪党人，人家鼓吹立宪，还就是老讲立宪的好处，宣讲宪政思想，推行地方自治，实行选举。但是，革命真的来了，革命党对满人，其实倒是相当客气，只要不抵抗，就放他一马，种族屠杀基本上是没有的。也许，辛亥距离庚子不远，革命党人一直惦记着给外国人一个文明的好印象，扭转庚子年的遗憾。所以，刀也就不怎么好举起来了。但是，革命后的各地民军，倒是一致同意学习西方，建立民主政府，没有人敢对西方趸来的民主、平等概念掉以轻心。汉阳军政府的首领老革命党人李亚东，刚从监狱出来，学清朝的官坐上了八抬大轿，立刻就被武昌的革命军士兵鄙视了，如果不是逃得快一点，连轿子带人都要被砸掉。所以人说，革命时三民主义只有一民，到了革命后，反而变成二民了。
革命士兵对民主和平等的坚持，对于遏制革命党做官的人摆官架子，当官做老爷大有好处。但另一方面，在指挥调动方面，却有麻烦。武汉的革命军好一点，因为原来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由于迅速扩军，都变成军官了。新招来的兵，对于民主、平等这样的概念，一无所知，所以，打起仗来，调兵遣将还不是太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士兵战术素养全无，仅仅会扣扳机而已，不会打仗。但是，其他地方的革命士兵，当他们自觉地实践民主和平等之时，麻烦就来了。湖南革命军中，有相当部分的老兵，参加过北伐援鄂。停战之后，回到长沙，军队没有来得及扩编，兵还是兵，但功劳大，资格老。于是，没有什么军官能放在他们眼里，一个连的士兵开一个会，决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年毛泽东做了半年的新军士兵，天天上图书馆看书，也没有人管。漫说连排长管不了，就是师长旅长来了也白给。士兵们认为，革命就是要民主，大家平等，打到了清朝的官老爷，就不能再受辖治。
陕西亦复如是。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十之八九没有纪律，不听调遣。陕西军政府派人马四出掠地，派到哪个部队头上，到了日子，领兵官在集合地等候士兵，等上一天都没个人影。派哪个营，哪个营不动。派出占领渭南的部队，因士兵不来，领兵官结果只带了十几个学生兵前去，到地方之后，由于人少而枪多，结果被当地土匪觊觎，加以包围，竟然悉数被歼。直到这时，派给领兵官的两个营，还没有到达集合地点。像这样的事情，在陕西革命期间，发生了好多起。士兵不听军官的话，自行其是，想干嘛干嘛。军中哥老会极度膨胀，会党的原始平等观念，跟革命党的民主思想，搅合到了一起，只有几个龙头大爷的话，还听听，别的人，多高的官阶，一律没用。
这种状况，据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有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革命后的工厂工人，动辄就不开工了。一问，他们开会决议休息了，说，都革命了，工人说了算，不能苛待自己。后来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也有类似的事，工厂的工人，动辄开会决定给自己发很高的工资，但却不干活，给自己放假。逼得老板逃之夭夭，工厂倒闭。只是这种革命后的民主症，在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在军队里，越是经受过革命前宣传的老兵，就越是热衷于民主和平等，军队的纪律就只好受委屈了。
说起来，士兵们最在乎的，其实是平等。这种平等，跟会党有关。会党内部固然也有等级，但理论上帮里不分大小，都是兄弟。即使龙头大爷、舵把子，也不能随意欺负小兄弟，比如睡了小兄弟的媳妇，则兄弟伙都不答应，一样三刀六洞。抢了东西，也要均分，所谓的大爷，就是分得均，行得正，并没有太多的特权。革命后的龙头大爷做了官，但这种帮会的平等，却伴随着革命党人对西方概念的引进，进入到革命队伍里，所以，这些人的官，做得也不大像官。所不同的是，革命后平等的落实，有时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开会商议，出决议。自然，这样的军队，一般都没有纪律。无疑，这不是什么民主，只算一种自发的无政府倾向。
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是革命军队，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凡是革命党占优势的独立省份，秩序都乱。连首都南京，都经常有兵变发生，动不动乱兵就出来抢劫了。最著名的是江西部队哗变，抢得整个南京都怕，最后遭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其实，当时出来抢劫的士兵很多，哪个部队都有。革命军军官控制不住部队，几乎成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只有江西的李烈钧，采用强制手段，才稍微好点。这也是为什么黄兴在孙中山交出政权，留守南京之时，不得不裁掉大部分革命军的原因。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败坏革命党的名声，没有任何作用。这样可怕的军队，打起仗来，却一点用都没有。后来，袁世凯对国民党下手，撤掉革命党人的几个都督，安徽、湖南和广东，都没有抵抗，军队根本没用，拿什么抵抗呢？只有江西还能打一下，但也就打了一下而已。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革命首要的是钱，没钱，即使是革命这样正当的事，也没戏。革命在前台唱戏，后台站着的是利益。〕
【造反要花多少钱】
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一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孙中山的革命党，虽然据说他们也挺羡慕洪秀全的，但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买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也因为屡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产业，半死不活。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C或者E，他是穷于应付。不过，革命党最大的财源，还是南洋。毕竟，革命党拉捐款，只能靠海外华人，而华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南亚，欧洲和美国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