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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势力范围，是各个独立后大小政府的本能。掘港这样的一个商埠主动投怀送抱，南通断无拒绝的道理。所以，不久南通方面派了两个人回来，说是派，其实就是去南通的主薄和都司回来了。但回来后的两人，都有了新身份，一个是民政长，一个是军政长。有了这两个新身份，前主薄和都司，就赫然召集当地绅商开会，要宣布光复了。
可是，当地的绅商中间，却有人别有想法。严格地说，是若干有举人功名的人，想自己来干。于是，会上就发生了分歧，多数商人不想多事，同意原来的堂官接任下去，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南通的统治，加强跟南通的关系。但是，举人们不肯，举人是读书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声音大。面对反对声音，主薄不必说，一个外地人，无权无勇，不好说什么，都司虽系武职，但手下几个绿营士兵早已走散，少量的驻防缉私营已经离开，说话也没底气。会上一吵架，争执不下，有人出来劝两位前堂官先离场，让绅商好好商量。可是，一旦两人离开，局面马上为之一变，由于不用顾及两人的面子，反对的声音愈发大了起来。最后，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服谁，没招了，大家同意投票解决，同意两堂官留任的，写稳健两字，不同意的，写激进两字。投票完毕，两下的票数相当，最后唱票的人，自己写了激进两字，就这样，“激进派”占了上风。虽然这些人不懂西方的基本民主原则，但却无师自通地明白了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于是，两个堂官只好走路，躲到外地的场司，眼看这么大的利益，也不敢回来了。掘港组织了自己的光复大会，组织了自己的政府，由当地举人任民政长，取消了军政职务，反而到上海购买了大批枪械，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学团。最有意思的是，一个镇，从此以后，居然成立了自己的议会，由当地符合条件的选民选举产生，议员有补贴，经常开会，虽然选出来的人多为拖辫子的老派士绅，但也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制约。但是，有意思的是，派人来的南通革命政府，却认了这个账，没有派兵干预。
其实，就是在南通这个地方，丝渔港的农民和渔民，也曾趁革命之机，自发成立过一个新式政府，也有军政长之类的官衔。可是，农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给镇压了。但是差不多同时，掘港镇绅商不给南通面子，把他们任命的官员给废了，自己搞了一个，居然没有事。不仅没事，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投身革命，士绅可以，绅商也行，但农民不许。只要农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镇压。秩序也只能是士绅的秩序，不是农民的秩序。
实际上，自清末新政以来，地方自治也罢，预备立宪也罢，选举是有了，民权也在讲。但是，所谓的民权，就是绅权，也包含一部分的商权和学权，民主只限于社会的中上层精英的范围。士绅、商人和学生可以享有选举权，但一般民众不在考虑范围。这样的限制，已经形成了惯例，即使革命党人，其实也很认可。他们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出于动员会党的需要，把部分权力开放给了会党，但决不允许农民拥有自决的权利。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这样，多数地方在独立之后，也没有像掘港一样，实行哪怕仅限于精英层面的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条件不具备。掘港只是一个特例，由于南通一带多年的地方自治实践产生出来的特例。掘港不仅用选举拒绝了南通方面指定的官员，选择了“激进”，而且自己选出来镇这一级的议会，的确难得。虽然他们的所谓激进，其实一点都不激进，选票也不怎么正规。看来，这个靠近上海，受到张謇现代化事业影响巨大的小镇，由于财力雄厚，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但又有协商传统，得一点欧风美雨的滋润，就可以自发成长起民主来。其实，即使在东方，民主选举，看起来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自由择君”，是辛亥革命时南通丝鱼港地方农民提出的一个口号，类似的口号还有“自由择善”。两者加起来，意思就是自己选择善的“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据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的文献，是因为刚好辛亥革命之际，南通为维修江堤，要求沿岸农民出资，而丝鱼港地方的农民不肯，大概是觉得革命后的“君”不怎么好，要自己当家，因此组织了保安会加以抵抗。还有一说是为了抗租抗税，组织了农民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和财政长。但是，农民政府或者保安会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不敌南通军分政府的洋枪洋炮，最终被镇压。革命政府没有给他们择善择君的机会，还压制了他们愿望。
据记载，号召自由择君的农民们，一度集聚五千余众，各持刀叉及三角式小红旗，还不时到天后宫（妈祖庙）和龙王庙烧香祭拜。虽然号称要自由，心里还是没底，还是要希图神仙的保佑。“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是这些农民在聚会时张贴的“广告”。这个地方的农民，何以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南通是张謇的家乡，清末以来，兴办新政，大力推行社会改造，民智较开。这些农民的首领，有私盐贩子朱天荣和退伍军人夏昆武和几个当地的民众领袖。这些人见多识广，既能模仿组织新式政府，当然也可能知晓几个新名词。
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的说法，让当时的南通士绅看来，荒诞不经，但实际上相当难能可贵。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行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自由择君，其中的君，是择其善而立之。虽然说，由民众选票选出来的当家人，被称为公仆。但自打民主制度确立，人人都知道，所谓的公仆，不过是一种出于尊重民众的忽悠。即使今天的美国总统，也实际上是当家人，不是公仆，一向推崇平等的美国人，还是以一见总统为荣。最早中国人看美国体制，一直都认为他们是自由择君。中国语言里的君，除了君主，也有当家人的意思。即使君就是君主，这个君主可以由民众自由择出，那么，也自然就不是传统意义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君主了。当然，以那时的农民认识水平，不会想到如何对择出来的“君权”的怎样加以限制，没法跟西方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对应起来。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从封建到郡县，就制度而言，君主一直都是世袭的，只在传说中有尧舜禹的禅让。这种禅让是否存在，或者，他们禅让的是不是一个有权力享尊荣的位置，都很难说。实际的历史中，君主宝座的取得，不是血缘世袭，就是暴力劫夺，不存在第三种途径。至于让民众选择，连这个思路都没有过。自由这个词，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后来被用来对译freedom，很多人认为难以完全对应。但古代的自由概念，除了个人权利含义不明确之外，也有个人选择的意思在里面。只是，古代从来没有自由择君的提法，人们可以自由做这，做那，可以获得心灵和行动自主性，可以像庄子说的那样遨游天际，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择君，即使择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儿子中间择，没别人什么事。不能不说，辛亥年农民能提出这样的说法，跟此前欧风鼓荡，有心人的启蒙，包括宣传现代民主自由观念的白话报、俗话报的启蒙，不无关系。因此，说辛亥革命前后新思潮跟民众完全没有干系，也不尽然。
但是，无论清末预备立宪期间的地方自治，包括谘议局的选举，还是后来民国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农民其实都没有自由地“择”过，多数情况是他们自己不想择，但也有想择而不让择的时候。所谓的选举，不过是若干主持选举的士绅包办出来的。几个办事员抱着票箱，四乡走一圈，然后按选民数填票，也就算选民投过票了。
当然，这样的选举，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的问题，但的确农民也没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想自由择君。乡绅们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明确授权，但实际上他们认可。可是问题是，真的有农民想自由择君了，乡绅和精英们却不肯了。按道理，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也不是民众推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