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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清朝海军，已经是甲午后重建的。跟当年的规模已经没法比，但如果用在内战里，还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筹等四艘重巡洋舰，其中海圻排水量达四千三百吨，属于二等巡洋舰，这样巡洋舰当时还有一艘海天号，但1905年触礁沉没。海琛、海容和海筹三舰，排水量将近三千吨，装备一五○毫米火炮三门，一○五毫米火炮八门。武昌事变当口，海圻号出访，剩下三艘巡洋舰，海琛、海容、海筹号都被派到了武汉江面，再加上其他军舰，几乎所有的海军家底都被拿出来了，舰队由海军大臣萨镇冰亲自率领。前来镇压武昌起义的海军阵容，不可谓不雄壮，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钱。
黎元洪是海军出身，武汉濒临江边，他知道起义发生，海军肯定会来镇压。当他被起义士兵逼出来的时候，曾经吓唬士兵，说是海容、海琛舰上的巨炮，一炮就可以轰平武昌。当然，黎元洪的话，也许是夸张，但就火力而论，起义军的火炮绝对抵不过海军，多数火炮口径仅及海军的一半，如果海军玩命炮击的话，武昌肯定会遭致重大的损失。但是，海军来了，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最初几天里，海军的炮，东一榔头西一响，根本没有瞄准目标打，反倒是起义军的火炮，打到了军舰上，造成了一些伤亡。
按说，海军士兵文化素质比较高，加上多为福建和广东人，应该比较倾向革命才是。但事实上，海军里的革命党一直都不多，革命党人也不大在海军里开展工作。也许，是由于在海军里开展活动，不够立竿见影，没法起义造反，所以不肯下本钱。但是，武昌起义发生，海军士兵却普遍同情革命，不乐意替清朝卖命。尽管革命军一直向海军打炮，但海军的回击，却有一搭无一搭的，即使开炮，也根本不瞄准，炮都打到革命军炮兵阵地后面去了。在场的外国人观察说，是清军的炮打得太不专业了，不是打在没人处，就是在几百米的高空爆炸。革命军根本不在乎，毫无戒备地走来走去。武汉起义军的水路交通，畅通无阻。进攻武汉的北洋军，开始还不断要求海军配合，后来看海军根本指望不上，也就算了。德国人办的《汉口日报》写道：“在这次革命事变里，最令人惊奇的是提督萨镇冰和他的舰队所采取的异常态度。有人说的很对，如果这位提督在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迅速采取行动，革命老早就可以扑灭了，但是事实上舰队并没有行动。”
海军的消极，实际上跟清朝此前的一系列政策有关。本来，海军是个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军种，长期以来，是福建人的天下。满人里学过海军的人非常少，有限的几个，也是出身装样子的颐和园贵胄学堂。那个所谓的海军学校，只是给西太后的华丽花园做点缀的，一个屁大的昆明湖，一个装样子的学校，两只小小的明轮的轮船，能教出什么样的海军军官来？但是，这可怜的几位满人贵胄，却在当政的亲贵用自己人的政策下，官运亨通。主力巡洋舰海容号的管带（舰长）、帮带（副舰长）以及海琛号的管带，都换成了满人，出身贵胄学校的满人亲贵。这些狗屁不通的满人舰长，不仅业务一塌糊涂，而且品行也差，海容号的满人帮带，在舰上到处借钱，借了就不还。愚蠢的海军军官满人化政策，即使没有激怒海军官兵，也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对于地域性特强的海军，即使别的地方的人进来，多少都会遭到排挤，更何况满人？更何况这些满人还要越级升迁，当家做主？
在此人心浮动之际，萨镇冰当然不可能毫无所动。萨镇冰属于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英福州船政学堂精英，经甲午战火，硕果仅存的孑孓。虽然在当年那批精英中，他是比较差的一个，贪玩学习不好，成绩不佳，但却不是糊涂虫。他昔日的学生黎元洪来信劝他起义，他虽然没答应，却心存犹豫。这个时候，萨镇冰的副官参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和另一艘兵舰的舰长杜锡珪一个劲地劝，要萨镇冰顺应大势，不要再替清朝卖命。在这个过程中，海军的磨洋工，实际上得到了萨镇冰的默许。最后，萨镇冰同意把舰队开往九江，大概是由于“世受皇恩”，虽然不满朝廷，也不愿做叛军的头，开往九江，等于是保持中立。不久，眼看中立也难以维持，就借口生病，离开了舰队。于是，在已经起义的九江革命军配合下，海军就变天了。几个满人舰长有跳水自杀的，不死既走（一个舰长居然在江里可能跳水自尽，可见其业务水准），舰队司令换成了汤芗铭。巡洋舰挂上革命军的铁血十八星旗，开回了武汉江面。当初不肯发作的巨炮，这回发威轰击清军，把清兵炮兵阵地打成了哑巴。这回他们打得很准，观战的外国人说，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清军阵地。一些炮艇也奋勇参战，有的还受了伤，据说弹痕累累。若不是进入11月枯水期江水进一步降低，重型巡洋舰无法保证吃水深度，只能退出，有这样强大的火力支援，武汉保卫战的胜负还真不好说。此后，海军返回上海，准备参加北伐。甲午之后，中国海军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在后来的军阀混战期间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客。武汉江面上的这场战斗，要算颇有规模的一次了。只是，这场战斗前段打的是革命党，后段打的是清军。放在任何战争史上，都怪怪的。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中国人其实也会投票，只要有人教，都学得会。〕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变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举国上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所以，中国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报界的呼吁，也不光是趋新的知识界的共识，有实力的在野士绅，比如张謇、汤寿潜，在朝的大臣，比如张之洞和袁世凯，甚至一些王公亲贵，溥伦、载泽，甚至当政的奕劻、铁良也做如是之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严复，也得感谢义和团，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注入了这些大人物的大脑。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学习日本，仅仅是个刚刚开了头就断掉的序曲，那么，清廷新政时期学习日本，才真是热潮。不仅在短时间内，几万人涌入日本留学，而且日本的专家，从军事教官到幼儿教师，也成批地来到中国。当时朝野的立宪呼吁，也是比着日本来的。其实，按制度史上的分类，当年日本的制度，还谈不上是君主立宪，仅仅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有宪法，但君权还是高过民权。当时的世界，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而日本其实是学德国的。此时的中国立宪，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国说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只是，中国朝野钟情立宪的人，原本是同床异梦。有的人拿日本说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陈仓，最后真的搞立宪。有的则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权至上。更多的人，其实对什么叫立宪，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享权力。醉心立宪的人，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则真是糊涂。
不管大家肚子里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归留学生们趁最高层集体学习之机，几番进宫讲课开导，或者忽悠，其中讲得最好的，就包括后来被骂成卖国贼的曹汝霖。西太后被告知，立宪之后，晚清皇室的权力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巩固。无论她真信还是假信，日本的样子摆在那里，列强的虎视眈眈在刺激着她的神经，不由她不动心。即便如此，她还是要“眼见为实”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为耳目，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端方是满人，而徐世昌和戴鸿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