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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起事的日子，也就是恩铭送命的日子。说起来，这个日子，还是恩铭自己定的。本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定在那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阴历），可是，那天是恩铭一个幕友老母的八十岁生日，他答应了要去参加，于是典礼提前到二十六日。一场起义，真正知情的，居然只有徐锡麟和他带来的俩人，一个陈伯平，一个马宗汉，有枪的也就是他们仨。发难之际，仨人的枪都往恩铭身上放，恩铭一共中了八枪，被打成了筛子，当时居然还没死（看来徐锡麟的手枪威力有限，而传说中的百发百中的枪法，也要打折扣）。其余俩护卫一死一伤，陪同的道台和知府也受了轻伤。按计划，徐锡麟是计划让马宗汉关上大门，把学生都圈住，谁也别走。看来原本是指望他一行动，学生们都会跟上的。结果枪一响，人根本圈不住，大部分都跑掉了。剩下三四十个龟缩一团，徐锡麟骗他们说，有人刺杀巡抚，作为警察，应该出来维护治安。这些学生可能被吓傻了，的确也没看清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被半哄半骗半威胁（拿枪逼着），带出了学堂，奔了军械库。到了军械库才发现，里面的炮没有炮拴，枪和子弹对不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当清军围上来的时候，学生又跑了大半，剩下的也没有动手的。真正抵抗的，就是徐锡麟和陈伯平俩人，连马宗汉都缩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后来，两江总督端方来处理这个案子，相当理性平和。经过详细的审问，牵扯到的巡警学堂的学生经过核实，没有革命党，也没有掺和起义，最后都放了。徐锡麟的父亲投案，经过审查，发现他跟儿子的活动没有关系，也放了，只把徐锡麟的弟弟关了起来（幸亏清朝刑律改革，否则要族诛的）。后来搜查徐锡麟的住所，里面他跟同志来往的书信，甚至于同志的誓书居然还都在，可见起义发动之仓促。
实际上，尽管徐锡麟做了安徽警察的头子加上巡警学堂的校长，位高权重，但是，首府安庆的其他革命党，由于地缘的差异，却没跟他们有过联系。自己的党徒，只有他和两个随从［·］。徐锡麟当初在绍兴时一呼百应的能量，在安庆一点都没施展开。他来安徽，原本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面子，他本是俞的表侄，加上使钱运作，结果俞把他大力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恩铭。一来，老师推荐的力度大，又是老师的亲戚；二来，徐锡麟的确能干，说起新政（警察属于新政）头头是道。所以，徐在恩铭这里很受重用，说是巡警处会办，实际上总办直到起义发动才到任，安徽的警察事务，都归徐锡麟管。徐锡麟被捕后，审讯的清吏对此很是不平，问徐锡麟恩铭对他不薄，为何他还要这样？徐锡麟承认“抚台厚我”，但他认为那是“个人私恩”，而他杀恩铭，属于“排满公理”，为人不能因私而废公。中枪濒死的恩铭，显然不能这样心平气和。他在给太后和皇帝的遗折上（当时他还清醒），特意把俞廉三抖了出来，等于揭发了他这位老师的错处。对自己上了当，用错了人，懊悔万分，末了，还特意提醒朝廷千万留神留洋学生。如果他不死，这个满人中热衷新政的干将，肯定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的。
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当然，在外界看来，只是一次暗杀而已。徐锡麟在安庆两个多月，由于在当地没有根基，时间太短，连个熟人都没有，加上一口绍兴土话，也没人能听得懂，因此也就难以拉起一支队伍。尽管做了警察头子，但在警察里却没有发展一个党徒。所谓革命的本钱，除了十几支手枪，就是三个绍兴人。这样的起义，能杀掉一个巡抚，已经算相当有成绩了。徐锡麟的口供，其实明说了他就是要杀几个满人，一个是恩铭，一个是端方，一个是铁良和良弼，这些人都是满人之雄，对汉人威胁最大。所以，安庆的起义，如果能临时鼓动些人起来，闹成大事，占领城垣，就是起义，如果不成，只能算一次暗杀。
【暗杀团的骷髅】
刺杀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吴樾，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暗杀时代》。在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头十年里，的确是个暗杀时代，尤其是在新政开始之后的那些年里，几乎年年都有暗杀发生。虽然说，中国人已经接触洋枪有好些年了，但是，对于新式手枪和炸弹可以用做暗杀，清朝大员们显然没有准备，这两种玩意，对于暗杀实在是过于方便的利器，尤其是炸弹，更是威风八面。太平天国灭后，清朝大员马新贻被刺，杀手用的还是匕首。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官员，在革命党的暗杀中屡屡中招，跟他们八抬大轿，鸣锣开道，招摇过市的出行方式有关。一行人声势浩大地过来，只有官员坐的轿子目标最大，就好像是跟人说，来吧，我在这儿呢。轿子上又没有装装甲，走得又慢，无论是枪打还是炸弹炸，非死既伤。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改乘火车，人多眼杂，暗杀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吴樾实际上是炸了自己，暗杀的目标只受了轻伤。电影《十月围城》上映，记者问我，清政府是否有过这样对孙中山的暗杀？我说，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反过来，都是革命党人暗杀清朝大员，连太后和摄政王，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孙中山只有在还不出名的时候，有过一次不明不白不伤皮肉的“伦敦蒙难”。暗杀，当时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朝政府，只有招架的份儿，哪里能想到去暗杀孙中山？
暗杀跟武装起义一样，是为了打江山。相对而言，当时的革命党对于暗杀的重视程度，居然要超过策动起义。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的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行文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吴樾刺杀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说起来多少有那么点不够正大光明，因为是为了阻止清朝向好的方向变革。但《民报》连篇累牍地报道，把他说成是民族英雄和楷模，还为他的行为编出一系列的所谓正当性理由，虽然说来说去，无非是满人种族低贱，而且有屠杀汉人的前科，没有资格再统治中国，但居然列了六条之多。原本对暗杀不甚热衷的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对组织起义心灰意冷，也转而期望暗杀。显然，暗杀比起义要方便，几个不怕死的，再加上趁手的家伙，就可以操练。正因为如此，清朝的官员可恨者，要杀，比如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多次镇压起义，连续两次遭到暗杀，最后一次被炸成重伤，差点送命；表现还不错的，甚至对暗杀者有恩者，比如安徽巡抚恩铭，也要杀，因为他们活干得太好，对革命不利，不可以私恩替代公义。良弼这样对汉人不错的满族人才，更要杀，因为他有更大的欺骗性。连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这种“好事”也要加以阻止，因为清朝真的立宪了，革命也就不好再玩了。中国人暗杀的直接榜样，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人，所有民意党的暗杀英雄，也是革命党的英雄。在日本的时候，俄国民意党人还教同盟会制造炸弹来着。
暗杀需要严密的组织，所以，当时出现了好些个暗杀团。汪精卫组织过暗杀团，刘思复有暗杀团，连在人们眼里温文尔雅的蔡元培，也在日本组织过暗杀团。还有人组织过女子暗杀团，但是好像没有放出来操练，只有在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的行动中，若干女子参与，其中陈璧君还跟汪精卫发生了凄美的爱情故事，也算是参与了。
当时革命党人暗杀最喜欢用的家伙，是炸弹。蔡元培曾经中意用毒药来着，后来一盘算，下毒何如炸人过瘾，还是炸弹好，因此大家都在日本加紧研制。吴樾用的炸弹，据说就出自蔡元培和陈独秀之手。革命党人的炸弹，开始一般都在境外研制，比如日本和香港。有的时候，一着急，也在国内试试。比如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几个首领，就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结果失手，虽然没把自己炸死，但机关却暴露了。但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