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过日子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不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少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的盐城,现在是因做过新建的新四军军部而闻名,属于第二层次的革命老区,当下已经变成苏北明星级的中等城市。但是在清朝末期,这个小城市,既不当要冲,也不怎么富裕,藉藉无名,所以,革命到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它。本地没有革命党,外面的革命党也不屑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还在顽抗,两边都没有心情管一管盐城,一任其自生自灭,自求多福。
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不管,不等于所有人都不管,打盐城主意的人,还是有的。革命来了,天下大乱,对于当地,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人管了。凡是这种时候,就会有人趁机弄点事出来,浑水摸鱼。当时,当地没有正规军,只有三个缉私营,驻扎在城外,一个水师营,两个步兵营。其中一个步兵四营人数最多,枪械也比较好一点,其他两营,均唯其管带马首是瞻。这种缉私营,多半由绿营改编,旧军队积习很重,兵员世袭,世代为兵,与社会隔绝。一有战事,作战无心,抢劫有份。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等于发财的机会来了。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对当地的绅商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筹发以前的欠饷,二是从此以后发双饷,理由是世道太乱,他们维持地方治安比较辛苦。当然,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呢,也没有什么,苦就苦一点了,只是他们没准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下了。这样的威胁,傻子都知道是啥意思。
原本是保护地方的驻军,在这乱世,成了威胁地方安全的定时炸弹,说炸就炸,引信在人家手里控制着,不给贿赂,人家就要进城开抢。怎么办?什么法子没有,盐城的绅商们只好答应。盐城虽然也算一个小商埠,但却不富有,所需款项,只好由商会出面,向当地的裕宁官钱局借贷,不仅发了此前的欠饷,还按期给这三个缉私营的“匪兵”发双饷。平时还小心伺候,殷勤招待,不时地犒赏牛酒,以求稳住军心。
但是,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个了局。一方面,缉私营的胃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借贷数额越来越多,官钱局也快干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局势才能稳下来呢?一旦钱没有了,盐城的祸也就到了。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盐城绅商马上派人去南京请愿,找到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要求派兵来镇守。但是陆军部也是个空架子,调不出兵来管一个小城的事儿,就把请愿者推到江苏省政府,省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去找名绅张謇,但也不得要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他们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去找了盐枭出身的扬州都督兼某陆军司令徐宝山,献上礼物,要求徐一定要帮盐城一把。江湖出身的徐宝山倒是一口答应,包在他的身上。
代表们回到盐城之后,左等徐宝山不来,右等也没个信。实在没辙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真顶一个诸葛亮,最后居然憋出来一个假革命的招儿来。他们找来几个面孔比较陌生的人,剃光了头,扮作革命党(其实革命党并不剃光头)。这时候,就用得着炸弹了。连夜着铁匠铺赶做了一些假炸弹,每个假革命党身上挂满炸弹,上街行走。放出话去,说是外面的革命党来了。接着开光复大会,各色人等上台演讲,煞有介事,演说革命,说的驴头不对马嘴,但这种荒僻的小地方,谁又能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