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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还是我认识的人，是我的高中同学或是什么的，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穿着浅蓝罩袍的精神病医生走进这间上锁的小房间。他注视着我，我把目光移开。他先坐下，接着叹口气说：“你听到‘砰、砰、砰’的声音。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希望不要听到这声音，所以才来医院。”我说。他问：“声音从哪里来？是脑中发出的还是外头传来的？”
“外头传来的。”
“除了砰、砰、砰，你听过其他声音吗？比如说，要你杀别人或自杀？”
我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自杀。”他问：“今天星期几？”这下可难倒我了。连续几天放假，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有些迟钝，而能否正确断定时间正是精神病医生判断病人正常与否的重要依据。我暗自祈祷，说：“星期六。”他在纸上写些东西，接着说：“好吧！你现在只听到声音，并没有出现其他任何精神症状。”我问：“我是不是像护理师所说，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
医生说：“关于精神障碍，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他的表情突然转为黯然。他摸摸鼻梁，闭上眼睛，低下头。我发现他头顶微秃。我很想对他说：“嘿，别难过，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不过我什么也没说。他看起来既沮丧又困惑，终于他开口说：“这声音困挠你了吧！”
我回答：“多少有一点。”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对我说：“我开一些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给你。”他语气中带着权威，他的权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说：“我给你开维思通（Risperdal），这种药能稳定大脑听觉中枢。”我问：“这表示我精神有问题吗？”他说：“我认为你有患精神障碍的可能。”我早料到他会这样说。维思通是抗精神障碍的处方药，除非医生诊断病人有精神障碍，否则不能开这种药。事实摆在眼前，药物左右诊断结果，而非根据诊断结果决定用药。
在罗森汉的年代，医生引用既存的精神分析模式，判定病人是否异常，而现在则是看有哪些药物可用来做诊断。罗森汉认为：诊断结果与个人实际情形无关。不管当年或现代，这个观点仍禁得起考验。“我看起来像是精神异常吗？”我问。他注视我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说：“有一点。”
我伸手把帽子戴正，说：“你在开玩笑！”他说：“你看起来不是很好，很消沉沮丧，这往往是精神疾病的征兆，所以我也会开点抗抑郁剂给你。”
我跟着说：“我看起来很抑郁吗？”这下我真的担心了。对我来说，抑郁比幻觉更可能成真。我以前曾患过抑郁症，谁知道我会不会复发呢？也许我还不自觉，但他已经发现了。也许这项实验让我感到抑郁，甚至精神异常。也许我选择这个实验，正是因为潜意识里我想寻求帮助。突然间，世界被一层阴影笼罩。
他写下处方。问诊过程不到10分钟，我离开医院，竟然还来得及和露西吃顿饭。露西说：“你应该说你听到‘唰、唰、唰’或‘咚、咚、咚’，都比‘砰、砰、砰’好玩多了。”我拿着处方去24小时营业的药店买药。基于实验精神，我服下了维思通，那不过是颗小药丸。当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完全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漂浮在梦境中，无重力般飘飘然起来。那是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模糊的轮廓，不论我多么仔细凝视，都只能猜想那究竟是什么。
维思通就像低脂牛奶
走进急诊室演这出戏，其实挺有趣的。所以之后一连8天，我又做了8次实验，和罗森汉安排的假病人人数一样多。每一次我都坚称不会危害自己或他人，也保证可以正常工作、照顾小孩，医生判定我无须住院，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一点很奇怪，几乎所有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倾向。然而我拿抑郁量表进行测试，征询朋友意见，请教在精神病科任职的弟弟，结果都显示我一点都不抑郁。顺便说一句，抑郁症绝非无足挂齿的小事，DSM将抑郁症列入严重精神障碍，生理及心理的异常症状相当显著，不易错判。
朋友家人都说：“不会呀！你看起来不像，一点也不抑郁嘛！”然而在急诊室里，尽管我否认出现相关症状，但医师都诊断我疑似抑郁症。此外，所有医师共给我开了25种抗精神病药物及60种抗抑郁药物。每次问诊都不超过13分钟，平均候诊时间却长达两个半小时。除了一个关于宗教倾向的粗略问题外，没人问我的文化背景，没人问我听到的声音是男是女。没有一位医生对我进行全面的精神鉴定，这类鉴定包含一些更仔细的测验，这些测验虽然简单易行，但更能确切反映出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思想异常。不过每一所医院都为我测了脉搏。
我打电话到哥伦比亚生物计量学中心，找斯皮策谈谈。我问他：“现在如果有人仿效罗森汉的实验，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他说：“医生不会留他住院治疗。”我接着问：“医生会不会诊断他有精神障碍呢？”他问：“他说的话和罗森汉那伙人一样吗？”我说：“是的。”他又问：“只有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没有其他症状？”我说：“是的。”“我认为，他应该会被列入延后诊断的病例。因为光凭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且没有伴随其他症状，是无法提供充分信息的。”他自信地说。
我说：“坦白地说，我做了这个实验！”他说：“你在开玩笑吧？”我隐约听见他声音里的防卫之意。他说：“结果呢？”我告诉他，我的诊断结果不是“延后诊断”，几乎每位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的倾向，还开药给我。他问：“哪一种药？”“抗抑郁和抗精神病的药物。”他问：“哪一种抗精神病药？”我说：“维思通。”他说：“噢！ 维思通的药效很轻。”我复述他的话：“药效很轻？”如果用牛奶做比喻，那这种药就是低脂牛奶？
斯皮策说：“你和罗森汉一样，对精神病学心怀成见，当然可以找到你们所要的结果。”我说：“我来到医院，说我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医生根据这个症状，给我诊断并开了药，至于这些药是否管用，是否安全，没有人了解。这不是很奇怪吗？”斯皮策什么都没说。
我在想，生物计量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模样？精神病学家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做生物计量，测量生命吗？此刻，我仿佛看到斯皮策身边有成堆的试管烧杯，分别盛着不同的液体，有忧郁的海蓝色、狂躁的电镀绿色、平稳的淡紫色。斯皮策还是没说话。我很想问他每天在实验室里，究竟做些什么？他突然清清喉咙，说：“我很失望！”听得出他很颓丧。
斯皮策坦率而徐缓地说：“我想医生就是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我说：“的确！我也认为现在的医生满脑子只想开药，因而影响了诊断结果，就像罗森汉当年的医生，喜欢认定求诊者必定异常。不管哪个时代，似乎都是一时风潮使然。”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率是英国的好几倍，精神分裂症俨然成为流行病。时至今日，抑郁症、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多动症的病人人数急速窜升，起而代之。这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似乎反映了以下问题：一是多数人的感受和想法影响着某种疾病确诊比例的高低；二是尽管DSM详尽列出各种诊断的标准，可以杜绝草率臆测，可以正确分析病人过去的病史、病况发展，进而拟定治疗计划、估计以后的情形。但医生们依旧未能严格依据这些标准做判断。
没有结果，但一步步前行
两次实验结果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我没有住院治疗。没有一位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我虽然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但未被监禁隔离。此外，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很亲切。罗森汉等人感到被医护人员轻视，而我却受到亲切对待。有位医生轻拍着肩膀鼓励我，另一位则告诉我：“我知道，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一定把你吓坏了。我认为维思通可以马上改善这种情形。”他的这番话让我感觉分外熟悉，身为心理医生，我也常对病人说：“对于你这种情况，这样的治疗是有效的。”这么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很有能力，而只是想为病人做点什么，给他们点慰藉吧！
我想我遇到的精神病医生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非愚昧无知，随意开药。有位医生边递处方给我，边说：“露西，千万别掉进深渊里，希望你一两天之后能回来做追踪检查，你也知道我们这里24小时都有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