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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20世纪60年代中期，米尔格拉姆与埃尔姆斯找回先前的被试，施以两套人格测验。其中一项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另一项是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埃尔姆斯逐一和个别被试详谈，询问其童年、亲子关系、早期记忆等问题。然而服从和反抗的被试，在这些因素上并无显著差异。
埃尔姆斯与米尔格拉姆很难找出任何一组相对的特质，能与服从—反抗完全对应。他们发现服从的被试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较疏远。服从者小时候受到的处罚较轻微，如打屁股；反抗者曾遭受严厉殴打或剥夺某些权益的处罚，比如不准吃饭。在军中服役的服从者略多于反抗者，其中多数服从者承认曾对人开枪，多数反抗者则不曾这样做。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结论并不多：反抗者挨打，服从者也挨打。反抗者与父亲感情较好，服从者较疏离。反抗者在社会责任的测验中得分较高，而这项测验结果也反映其服从程度。也许量表有问题，也许是反抗者与服从者各有特殊之处，我们无法一一归类。
寻访反抗权威的“英雄”
我很想归纳出两者的特征。第一次听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时，我还是布兰德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学生。当时正值5月，樱花绽放，花瓣洁白似雪，点缀浅浅粉红。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社会学教授说：“所以被试一次又一次，按下电击按钮……”我不禁全身发抖，脑中立即浮现那种情境。我很清楚自己本性有多顺服，如果是我，一定会照做。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过到现在，我依然对这个问题好奇不已。埃尔姆斯与我通电话时说：“被试不论服从或反抗，我们都无法归纳出某种稳固的人格特质。”我问：“我能和当年那些参与实验的人谈谈吗？还有人在世吗？”他回答：“档案要封存到2057年，我们不能透露被试的姓名。”
我生性顺从，但也喜欢追根究底。几周之后，我给牧师、犹太神父、研究米尔格拉姆的学者打过电话。在我寻找当年被试的这段期间，我辗转得知有位反抗指令的被试，后来在越战中经历了米莱村大屠杀（My Lai）＇1＇，他拒绝对越南民众开枪。我想像着那人现在的模样，他应该已经六七十岁了。我要去找到他。
他打电话给我！米莱村事件发生时他并不在场。不过，78岁的查芬先生（Joshua Chaffin）当年确实参与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他再三强调他曾反抗主试的指令。电话里他一开口就说：“没错，我做过实验，就在那间实验室里。到150伏特时我就住手了。当初我如果听从指令继续，我保证，现在和我谈话的就不会是你了，而是心理医师。”
乍听之下，这位反抗型的被试还蛮风趣的。我虽未见到他本人，不过我能感觉出他很和蔼可亲，善解人意。他语调轻快，略带犹太口音。查芬跟我聊了好久。我感觉他一直在等人打电话来，。电子书下载请他谈谈那个年代久远的、饱受攻击的实验以及他在实验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相信那情境有多逼真。我当时丝毫没有起疑，完全没想到那可能是个骗局。电击器上有个金色面板，还标示了制造商，看起来就是如假包换的科学仪器，你懂吧！如果你认为是因为耶鲁大学的名声导致被试服从指令，那也不尽然。因为米尔格拉姆后来在桥港市的一间仓库里进行了同样的实验，被试也对假扮学生者给予电击。”
查芬不断重复这件事，好像要安抚自己。所有的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实验室的摆设、间歇出现的蓝色闪光，假学生的尖叫等，都完整保存在他的脑海里。尽管年事已高，但对实验却记忆犹新，让人啧啧称奇。
我们约了时间见面。查芬还住在纽黑文市，不时仍会路过做服从实验的那幢大楼。有时候他甚至会走进当年进行实验的地下室。他告诉我：“那里乱七八糟的。不过我到现在还记得，外头有扇灰色大门，房间里管线外露。”
某个晴朗的夏天，我开车拜访查芬。我们约在一间餐厅碰面。外头阳光刺眼，里面光线昏黄，时间仿佛就此停驻。顾客都是老人，吃的都是鱼。我根据查芬电话里的描述，找到坐在餐厅后方的他。我们点的菜送来了。查芬叉起一块炸鱼排，迅速送进嘴里，嚼得很起劲。
他说：“我当时是环境研究学系的助理教授。我看到广告，心想：‘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当年4美元可不是笔小钱。我需要钱，所以就去应征了。”接着他一五一十地说明实验内容，大约70伏特时，他第一次听到对方因痛苦而叫出声来，电击强度不断提高，叫声越发尖锐凄厉，连麦克风也开始沙沙作响，查芬转头对主试说：“你这样做不对。”该死的主试！“那个家伙，竟然叫我继续！”查芬说得义愤填膺，布满褐斑的手臂随着回忆而颤抖。我倾身向前，问他：“你是怎么做的？”
“我对他说：‘不要！’”查芬又说，“我对主试说，‘我也参与过其他实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当‘学生’的人不断哀嚎尖叫，我精神紧张，不停流汗，心跳加速。最后我停下来，大声说：‘我受够了！’”我说：“为什么？什么原因让你罢手？很多被试都做不到。”我真的想听他怎么说。我大老远开车来此，就是想知道查芬是怎样挣脱外力束缚，不做情境的傀儡的。
心脏病比良知更重要
查芬拿起浆过的餐巾擦拭嘴巴。他看着天花板，思索片刻后说：“我怕我的心脏受不了。”
我复述他的话：“心脏受不了？”查芬转头看着我，说：“我怕这实验会让我太紧张，导致心脏病发作。”他好像想到什么，补上一句：“我也不想伤害那个人。”
我点点头。任谁都会注意到，查芬先提到他的心脏，其次才是“那个人”。可是谁能责怪他？我原以为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没想到会从他口中听到这个答案。我原以为他的答案会更有宗教情操，更高尚，例如“我内心深处始终秉持道德良知，要善待他人……”我错了。查芬是担心他的心脏，所以才会反抗，至少他事后回想时，是这样说的。
他还告诉我，实验后他余怒未消，隔天他回到耶鲁大学，冲进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室。当时米尔格拉姆平静地坐在书桌前批改报告。查芬对他说：“你们这样做不对，非常不妥！不知情的被试可能感到不适。你们没有剔除有特殊疾病的人，万一有人因此心脏病发怎么办？这个实验让人难以承受，你知道吗？”
查芬回忆当时米尔格拉姆看着他，镇定地说：“我相信实验不至于让被试心脏病发作。”查芬说：“但我差点就发作了。”两人接着谈了起来。米尔格拉姆安抚查芬，赞许他反抗的表现。临走前，米尔格拉姆说：“查芬先生，您若能保密，我会很感谢！”查芬问：“为什么要保密？”米尔格拉姆回答：“为了实验的真正目的。还有人要参与实验，我不希望他们知道，这项实验研究的不是学习，而是服从行为。”查芬对我说：“我想了一会，考虑要不要说出去。我当时想过要报警，因为我真的很生气。我的确这样想过。”我问：“你究竟怎么做了？报警，还是揭穿他的把戏？”
查芬向服务生眨眼示意，服务生随即过来，把我们的盘子收走。他说：“我没说出实验的真正用意，也没有揭发米尔格拉姆。”这个人一方面以反抗米尔格拉姆为荣，另一方面又听从米尔格拉姆的指示，简直就是自相矛盾。
我不由自主地眨起眼来。我实在不了解查芬，也看不出道德对他有何作用。我只看到一个平凡且风趣的人，集矛盾于一身，手臂上布满了老人斑。
进一步了解查芬的生活经历，惊讶还多着呢！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表现，完全让人想像不到他在实验时会抗拒指令。他任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多年，是个合群守纪的员工。他讥讽那些鼓吹环保的人“只会抱着树不放”（tree huggers）。他25岁时从军，被派驻菲律宾。他说：“我是个优秀的军人。我们抓了不少狗娘养的日本鬼子，把他们关起来。”
我问：“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他说：“那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般的战争。”我说：“我了解。”从他口出恶言、监禁日本人、对环保人土的轻蔑不屑，并且不揭发米尔格拉姆的把戏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