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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我知道，当年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时，为了推行国语，也曾对不会说国语或是不小心说闽南语的学生，要求他们挂上“我要说国语”的牌子以示处分；我也知道，为了维护外省人在统治阶层的地位，籍贯曾经是很重要的。
过去曾经这样对待他人，如今随着历史的轮回，我被这样对待了，我几乎连抱怨的正当性都不具有。
我开始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告诉别人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姓氏一说出去，大家马上就能知道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了不被看出我是个外省人，我开始刻意用挟带闽南语的口音说话，甚至说台湾国语。
我曾有的骄傲全部变成痛苦的来源，我对自我乃至对整个历史的架构崩解了，曾经的理所当然全部变成错误，即便我觉得委屈，即便我觉得茫然。那时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应该在海峡的那一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把别人的还给别人？
也因此，我训练出自我的一套辨识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影响，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正确率高达八成以上地辨识出，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陆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台湾人那样。
刚到大陆的那一年，我几乎不厌其烦地去跟只把我当作台湾人的大陆朋友解释，“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陆朋友都知道在台湾还有一群外省人。
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爱的权利也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共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过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地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零零地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在历史的某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是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然后回去台湾，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分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为有家属、亲戚在台湾，大陆的亲人们也承受着某些苦难。爷爷奶奶在“文革”中丢掉了性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母亲的亲戚们也因为我们，终生无法入党，影响了发展。
而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几十年的亲人相聚平添遗憾。
经历过种种，从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蛮横的，再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外省人为荣。思想经历了解构，这段过程是孤独且悲伤的。
在台湾本土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大陆。我曾经很愤怒地认为，那些穿着草鞋、粗鲁野蛮的本省人，怎么能够与我们这些斯文有礼、文化底蕴这么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类人呢？我们的同胞应该在大陆。
但是当我到了大陆，我才知道，我们的根也不在大陆。
到了大陆，很少有人能把我当做同胞去对待。别人一听说你是台湾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我以为等他们都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后，我就会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陆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台湾人，也不会是大陆人。
在大陆，我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是蓝是绿，支不支持统一，然后被严词交代“我们迟早会收回台湾”。更有甚者，会跟我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甚至很详细地跟我讲解如何实施空中打击，如何实施海上封锁。
一开始，我感到反感与愤怒，我试图说明与解释，台湾人并不全是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到后来，我沉默，并且开始麻木。
后来我甚至开始宣称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为的只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直到2007年，一位已经在北京七年、同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诉我：我们外省人是不属于大陆人也不属于台湾人的第三种人。这个说法虽然悲哀，却让我打心底里认同。
我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家在大陆。到了台湾本土运动兴起，我发现台湾原来不是我的家，好，我的家在大陆；到了大陆发现，原来那个家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在大陆，我就只是个台湾人。
我的根在虚无之间，在长辈的嘴上、在我的幻想之中，就是落不了地。
所以，2005年再到北京，我不再寻找，把自己从当年的那种想要找寻、想要求证的心情中抽离出来，也因此，我到大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父亲在安徽的老家。
也许你觉得我应该悲伤或痛恨，然而我没有。我感谢着这一切，种种经历让我学习了宽容与谅解，更多的是我有了很超然的态度与视野。
外省人这个族群，是历史的产物，它终将随着通婚、代代递传的过程，慢慢融合在台湾发展的进程之中。也因此，死守着这个族群的伤痛毫无意义。从积极面来看，也由于这样独特的背景与传承，在两岸的交流之中，我有了某股力量的支撑，让我更能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与大陆朋友往来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走过，所以知道，这些差异都可以通过理解而被忽略。
对于我的身份，我始终没有感到累赘，也没什么遗憾，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大时代的胸襟和视野。我们在台湾变革的浪潮中，对历史、对社会、对自我都有了深刻的分析与解构，这些解构过程，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看清一些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如今，我有很多很多本省籍的好朋友，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我，不带任何背景与色彩；我也有很多大陆的好朋友，我跟他们一样有着生活上的各种烦恼，只是我来自台湾。我相信，我能同时拥有这样两群朋友，都是因为我有着这样不平凡的背景，我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情怀，也从未忘记我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台湾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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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2 温家宝总理与我
引言
一场来得有些意外的「两会」总理提问，让我对我的新闻生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而在大陆的新闻采访经验更让我深刻理解，两岸观众对于媒体报道需求的不同。台湾的民主是否真的混乱？而大陆的新闻是否就是枯燥？我想，这都得用对方的眼睛来看，才能看出端倪！
// 2005年“两会”时提问温总理 摄影：李学仁
1 “两会”那些第一次
来大陆之前，和众多的台湾人一样，对于大陆政治人物或政府体制的所知几乎为零。除了邓小平先生、江泽民先生，其他大多是生吞活记，并不了解。而与政治人物息息相关的，从小从新闻中听到的地名，不是中南海就是北戴河。我不知道中南海不是海，而北戴河不是河，只觉得，好像大陆的政治人物都很悠闲，不是在海边，就是在河边。
除了中南海和北戴河，大陆很多其他的东西当时对于台湾人来说也是很茫然无知的。比如，我第一次驻点完，从北京回到台湾，电视台同事问我感觉北京如何？我说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