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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我也能够了解在大陆采访的新闻状态。
曾经有一回，两岸正盛传着要开放赴台旅游，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私下赴台，当台湾各界得知此讯息，在北京驻点的我们就有了“他去做什么、要见哪些人”的询问任务了。当时我的摄像拍档是中央台的伙伴，国家旅游局派出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拿着稿子读完声明后转身就要走，没给现场的台湾记者留下发问时间，我们当然是一伙人冲上去包围着发言人。事前，同行们都知道我的摄像伙伴是中央台的，可能“堵访”没有经验，有位其他电视台的同行很好心，还特别给我这位伙伴一个位置拍摄。当我们如同打仗那样访问完毕，匆匆赶回驻点要剪新闻时，我发现拍摄带一无所有。我问伙伴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因为现场很混乱，画面不好看，还没对焦，堵访就已经结束。
除了错愕，我哈哈大笑起来，跟他说：“记住，以后全程开机拍摄，画面越乱，台湾的观众才有临场感。”而经过这一次之后，他也就立刻进入了状态。
这个小故事凸显的是两岸新闻媒体乃至观众不同的思维与要求，所以每当有大陆朋友问我，你们台湾感觉好乱喔，我都会想起这故事，台湾媒体可能更要求真实，而无论画面的美感，这在不同思维与训练的大陆观众眼里，就成为“混乱”、“好像要出事”的观感了。
虽然大陆的许多官员都让人感到难以亲近，但也有许多例外。时任国台办新闻局局长、现任海协会副会长的张铭清先生就是一个例外。在私底下，他是一个慈祥、乐观、爽朗的老人，会关心台湾记者的生活。台湾的女记者一般都很晚结婚，他会非常关心我们的婚姻问题。
有一次，我们跟着国台办在外地采访，张铭清先生碰到了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四川小孩，他走上去摸了摸小孩的头，没想到那个小孩立刻把他的手打开。他哈哈大笑跟我们解释，四川小孩的头是不让摸的。
我的感受是，在台湾，记者与官员之间比较像是兄长与弟妹，而在大陆彼此的职务关系较为明显；另外，台湾媒体更着重真实性格的展现，因此我们做新闻喜欢拍摄一个官员他平常的行为表现，这不是狗仔，只是希望展现人性的一面，而大陆媒体则更重视官员应有的形象，也就在这样的思考差别下，官员与记者的互动就会大不相同了。
我曾与国台办的朋友们开玩笑，如果想要改变台湾人民的观感，发言人一定要换个女性，声音甜美且面带笑容。我特别列举了前台北101董事长陈敏熏，我说她人漂亮、打扮精致、声音甜美，屏幕形象极佳，所以国台办一定要换个女发言人。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们真的引用了一位女发言人。我常常开玩笑，是我的建议被采纳了。
而我认为，对官员形象期待的不同也是造成彼此认知有落差的重要理由之一。
而根据我的经验，在台湾，媒体几乎都是私营，目前唯一全公营的电视台就是公共电视，也因为是商业经营，所以竞争压力大，人力紧缩，而人性当中都有窥奇、对负面消息印象深刻的特性，因此在收视率的考虑下，台湾新闻的形态就是快速、耸动、画面感强。在短短的时间内要集中表现夸张的内容，强调动作的夸张，强调冲突的实录。这一点与大陆媒体在新闻上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我常跟大陆朋友说，台湾观众是受“负面新闻”教育长大的，所以画面不刺激、内容不惊奇者，难以吸引台湾观众的注意；而大陆关注是受“正面新闻”教育长大的，除非天大的事否则难以登上新闻版面，所以当大陆观众看到台湾新闻，那肯定会以为台湾天天动乱，天天多事。
另外，由于必须要挖掘新闻，这个要求也让记者与受访者自然形成对立的状态，因此咄咄逼人成为许多台湾记者的共性，我也不例外，我的咄咄逼人也使得一些大陆官员感到措手不及。压力还使得台湾记者往往会想到什么就问出口，不会去计较太多的后果，因为最大的后果就是写不出新闻而被炒鱿鱼。而这也绝对不是生活中的状态，所以当我经常被问及：“你们台湾记者都好凶喔！”我都会哈哈大笑反问对方：“那你觉得我有这么凶吗？”其实人在面对画面时都会与平常有些不同，也因此我常常跟大陆朋友说：“你们常说有图有真相，其实真相不见得在图里，图只能说明这个情况发生过，但真正的真实都在图或镜头以外。”
Chapter3 作为两岸交流的「中间人」
引言
我在大陆脚踏实地过着大陆的生活，试图从各个层面了解这个社会的思想与心情。我认为，无论彼此双方在脑海里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坚持，至少要了解对方，才能知道如何与对方相处。如果以为「同文同种」就可以涵盖一切，那么这恐怕是对中华民族在不同生活环境背景中创造不同文化与生活状态能力的一种轻忽。谦卑，是彼此交流必需的心态，而更有意思的是，对于台湾，我却是从大陆朋友的眼中才算是真正彻底地了解。
// 与邱毅先生合影
1 有朋自大陆来，不亦说乎
在两岸交流的浪潮中，我也小有贡献。2009年3月，凤凰网带着广告客户去台湾，这项任务当然就是由唯一的台湾员工——小女子在下我来负责。
这是我头一次从事类似的工作，因为我出国一直都是采取自助旅行，从没有参加过旅行团，而这个旅游团的规模对我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全部成员一共有六十多人，散落在全国各地。
从办理证件开始，我就尝到了其中的艰辛滋味。很多人都对出国的流程烂熟于胸，却对入台的流程知之甚少，这些广告客户也一样，加上两岸交流才刚刚开始，旅游赴台有各种困难，因此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把这条赴台之路打通。
别以为我说得夸张，当时赴台有三种办法：旅游、商务参访以及交流。交流可以一团跨省户口人士参加，不过要挂靠单位，且要经过两次政审；商务参访得同一家公司，且回户籍地办理赴台许可。旅游则是需要一整团都是同一地户口。
我们这个团，不同公司、不同地户口，也没有挂靠单位，看起来是无路可走了。最后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确定可采商务参访的方式前往。
过程就是先申请台湾方面签发的“入台证”，然后拿着入台证由国台办签批核可，然后再由个人拿着签批核可回到户籍地公安单位与地方台办办理赴台许可。
这段证件的申请之路光是用文字描述就是一大段，更别说实际操作了。
因此，我从2008年的年底就开始办理手续，就这样马不停蹄地一直忙到2009年的3月，在3月份我们出发的前一天，还在为办手续而奔波。当然我也算是不辱使命，最后所有团员大约六十多个，手续全部办齐，最惊险的是有三位上海团员，直到出发前两天才全部搞定。
不过这些辛苦换来了大家的认可和满意，我也觉得很值得，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的行程一共安排了五天，包括台北市的101、故宫、圆山大饭店、“立法院”，以及大陆朋友都知道的日月潭、阿里山。
而这些行程里有两个点是很值得一提的：一是“立法院”；二是圆山大饭店的秘密地道。
安排去“立法院”是因为我对那里熟悉，而且考虑到大陆朋友经常问我你们“立法院”怎么老打架，有了这个机会带大陆团到台湾玩，当然得“正视听”，于是把一大群大陆朋友给带了进去。而其后我才知道，我们是第一个进入“立法院”的大陆团。
当时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见了“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权（当时“院长”王金平大寿，人不在台北）；另一路人马则是进了议场，还在立委质询台上拍照留念。特别说明的一点，在“立法院”采访新闻七年，我都没进过大议场，因为审查法案是极其严肃的，不准“立委”、官员与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入，当天大议场没议程，于是“立法院”方面就放了我们一行人进去，这一点连我都颇感意外。
另外特别有趣的是，当时有个直销公司组织的台湾旅游，因团员在台购物出手大方，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因此《“文、》我们这一《“人、》团有被大陆《“书、》相关部门特《“屋、》别交代一定要低调，不要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我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让媒体接触到我们的团员。可是，“立法院”是全台媒体的大本营、关注之焦点，所以，保护团员不受记者打扰只能尽量无法完全避免，所以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