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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仔细想想，换做是我们，我们能否做到这样？温总理每每下乡，或是长达几小时的记者会，从未显出倦容，总能以非常恳切的态度去面对问题。中国这么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此多，能够时刻保持最佳状态，说真的，好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记者会的许多细节已不复记忆，不过，那天温总理的眼神跟诚意，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因为《反分裂国家法》的重要性，我们参加完记者会，就马上投入到其他工作中，一直忙到当天晚上。我们在中央电视台订了卫星时间，联机两岸的相关专家，就《反分裂国家法》发表观点和看法。
直到所有这些忙完，我才有机会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在参加记者会之前，我就告诉过他，我会参加这个记者会，嘱咐他要准时收看，说不定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镜头喔！当一整天忙乱后，我终于有时间打个电话回家。
“爸，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你表现得很好。”“你表现得很好。”“你表现得很好。”就这样他重复了三次。当时我听得有些鼻酸。
我老爸是个很挑剔的人，经常会采用负面激励法。无论做得再好，他总是能够挑出骨头来，所以，我心里很明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追求他的认可。那晚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是，我表现得落落大方，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合里，没有显现出害怕的样子。其实我老爸当初是反对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其实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上山下海，还时不时彻夜加班？不过我想在那一晚，我跟老爸之间彼此都已经能理解彼此的心，这也算是这次采访最大且意外的收获了。
3 因为“两会”而成为焦点
与温总理之间的这次接触后，发生过一件令我难忘的小故事。
我在凤凰网工作期间，遭逢2008年农历年前的雪灾，造成许多人无法回家过年。当时大家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最先传出灾情的湖南等省份，我所在的部门互动中心获得了来自网友的讯息，说贵州省也是灾情严重但却无人关注，于是我们不断进行这方面的报道。由于凤凰网有许多在政府部门服务的网友，所以温总理也得知了此消息。隔了一小段时间过年了，我看到的新闻报道是，他在贵州过年。而此后，贵州的灾情就受到媒体的关注了。
我并不主张“御驾亲征”，但在大陆的政治体制环境中，亲临现场有其必要性。况且当时许多省份皆有灾情，媒体与舆论焦点并不在贵州，尤其在岁末寒冬之际，他能体恤民情亲自前往，在我看来已是勇于任事，在当今的官场氛围中，以其地位之高非常难能可贵。
这次报道“两会”及参加温总理中外记者会的经历，我认为，对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提升。一个新闻记者的提升，并不在于他做了多少年的新闻工作，而在于他参与了多少次重大新闻事件。因为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对一个记者的临场反应、观点角度等是极为重要的磨炼与考验。所以，我很庆幸在自己短短的新闻生涯里，能够有一次面对面提问总理的机会，这也是我媒体工作中最为闪亮的时刻之一。
国台办的领导们也对我的这次经历表示了嘉许，甚至还开玩笑地说，温总理也应该像当年朱镕基先生点名凤凰卫视吴小莉一样，也点一点我的名字，好让大家照顾照顾。
朋友们对我这次经历也很感兴趣。在记者会现场就有不少朋友发来短信，表示他们在直播里看到了我，祝贺我在现场表现出色。这些朋友，从石家庄到云南，也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想吴敦义先生的媒体记者会恐怕不会有这么多台湾民众会收看，但温家宝先生的记者会几乎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关心。而这一点也体现出两岸在面对官方记者会仰望程度的不同。
虽然记者会的节目各个电视台一直在回放，但一直忙到晚上回到家，我才看到自己当时在记者会现场的表现。我一直是不太喜欢出镜的，也不太愿意去看自己出镜的样子，那天晚上，我就用被子捂住脸，从露出的缝隙里看到了自己的表现。当场松了一口气，还不错，嗯！
后来，有一次去山东，见到了当地广播电台的一位领导，他知道我曾经在记者会上向总理提过问题。他叹了一口气，感叹道：“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总理呢！”而这样的感叹在台湾也很少见。当然也由于台湾很小，要见到一个人并不太困难，不过相比而言，可能台湾的政治人物还是较为平民化，并不会难以亲近，长此以往，也造成彼此对干政治人物的尊敬状态的不同。
我台湾的一个朋友在他的MSN签名里写道：“今年，中共的总理会通过哪位记者向台湾人民问好呢？”他在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破折号，在后面骄傲写道“通过我朋友”。他把这个事情得意地用MSN告诉了我。
更是因为我提问温总理的经历，我第一次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变成一个被报道的对象，登上了台湾报纸，而这也是我第一次从报道者当了一把被报道者。更有意思的是，竟然还有朋友非常认真地跟我说，我在电视上经过化妆果然比平常漂亮多了，当天他看到时还想：“她有这么漂亮吗？”让我又好气又好笑。
通过角色的互换，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种认识，当记者会结束，中央台记者的摄影机对着我进行访问时，就算像我这样对镜头已经很熟悉的人，都难免有些许诧异，需要个几分钟“回神”，那么我想一般没有经过镜头训练的人，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因此，当我在之后看到有些受访者表现欠佳甚或失常，例如下意识地呵斥记者，甚或用比较粗鲁的手法去阻挡记者的拍摄，这都属于可被理解与包容的了。
而这段让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出现一整天的经历，也的确成为我在十年媒体生涯中，难以忘怀的甜美回忆。
4 两岸迥异的新闻状态
既然谈到了与总理的接触经验，当然也得要谈谈我跟其他大陆官员相处的一些感受。
由于我在台湾主跑的路线是“立法院”，而行政官员是受到“立法院”监督的，所以在“立法院”有机会与各种官员打交道。也因此当我到了大陆有了接触官员的机会后发现，两岸的制度、社会文化导致两岸对于官员的看法与心态大异其趣。
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大陆官员和台湾官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待人接物、公众气质、行政业务、个性和价值观等方方面面。我发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很多大陆官员面对台湾记者会表现出戒备的神情，回答问题很有分寸，绝不会多说一句，采访完毕马上就离开。在台湾，新闻发布会后，官员们往往是会留下来与记者们聊天的。这实际上是官员和记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电视台记者在拍到了画面后会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做新闻，这个时候留下来的往往是平面记者。平面记者因为不需要画面，自然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运用。另外由于电视台强调时效而平面强调深度，因此平面记者与受访者之间是需要深入交流，不但是挖掘新闻，更需要与受访者建立信任与情感。而新闻发布会，由于需要言简意赅，有一些信息并不会透露出来，官员们也乐意主动与记者接触，向他们作详细的讲解，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作为平面记者经常要去“立法院”。时任“立法院院长”的王金平先生有一个习惯，只要他人在台北，就一定会在下午的五六点钟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一个聊天场所，与媒体记者泛泛而谈。
时任“立法委员”后来当上了国民党副主席的林益世先生，也会邀请记者去他高雄的老家泛舟。
而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让我错愕不已。当我以为会后该发言人会留下与大家寒暄时，只见他迅速离场，现场记者也立刻作鸟兽散，当时我还真有些怅然有所失呢！
自此，我也能够了解在大陆采访的新闻状态。
曾经有一回，两岸正盛传着要开放赴台旅游，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私下赴台，当台湾各界得知此讯息，在北京驻点的我们就有了“他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