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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任得道府以下贿赂不讳。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思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
乾隆皇帝接到和淖嗾郏Ｄ览钍桃⒌淖嗾戮渚涫羰担张浅＃瞳｜把他带回京师治罪。和幸庵盟谒赖兀妇笪剩瞳｜上奏：“拟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后又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皇帝感念他曾屡立战功，又颇有才干，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杀了，就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热嗽傩猩桃椤Ｓ薪昭哺с啥踉煳蛄饲』实鄣谋疽猓鲜樽嗲氲溃骸笆桃⒗畏饨⒏闪τ形胗靡乔谝槟苤砥湟幌摺！鼻』实鬯炫欣钍桃ⅰ罢都嗪颉保艚谛滩看罄沃校涣怂募也：瞳｜虽然没有达到将李侍尧斩首的目的，却向乾隆皇帝展示了自己办事的才干，可谓不虚此行。
第二件事情是创建“议罪银”制度。
乾隆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晚年逐渐糊涂起来。这大概是中国帝王普遍的规律。他渐渐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却又要示人以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想奢华，又怕人家说他挥霍；欲享受，又不想被人说贪图享乐。和』实巯肓诵矶嗔膊频陌旆ǎ市那樵傅靥媲』实郾成仙莩薜摹昂诠薄Ｋ侵浜孟裥纬闪四酰∫坏┰诔蒙舷铝畈灰陶牛瞳｜便在下面怂恿督促地方官员、各地富商们加紧捐贡。在和闹鞒植侔熘拢灰荒昴谖窀团た魑庵械囊右捕嗔似鹄础Ｔ谔媲×膊频母髦址绞街校钪匾氖呛瞳｜创建了“议罪银”制度。
“议罪银”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您要犯罪了，您拿一笔钱交到皇上这儿，然后皇上一看，本来应该流放你十年的，算了，流放你三年，您把钱交我这儿就行了。
这个“议罪银”制度好吧？您敢说您的一生不犯错误？和隽苏饷匆徽性趺囱克械拇蟪蓟姑环缸锬兀劝亚桓噬稀噬希馐俏业那掖嬲舛次曳复淼氖焙蚪创诱舛苯庸础Ｄ捅鲁乙耍叶枷却嬖谀舛恕�
这个“议罪银”制度好吧？“议罪银”实际是您将来犯错误的时候用的银子。这个议罪银有数吗？在乾隆朝，谁出的主意这事就归谁办。谁出的主意？和龅闹饕狻�
所以所有的大臣如果想交“议罪银”的话，就都要交到和舛Ｕ饩偷扔谑呛瞳｜给皇上创立了一个私人小金库。这金库里的金子、银子皇上不知道有多少，其实就连和约阂膊淮笄宄皇侵佬〗鹂饫锩娴慕鹨嗔巳チ恕�
通过“议罪银”制度得到的巨额银两，有85％供皇帝个人挥霍，不入国库。这点儿钱除了乾隆皇帝使用就是和褂谩Ｄ胂耄诤罄醇吻旎实鄢瞳｜家的时候，怎么抄了那么多东西呀——就是这儿的钱啊，都是大臣们交给他的。
钱有了，但是这个钱轻易还不能花，还得留着。所以和四谖窀荒昃团た魑茨谖窀墒且坏愣济挥辛恕４诱庖坏闵峡矗瞳｜的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本事还是非常大的。和庖徽校挥昧税烁鲈碌氖奔洌谖窀团た魑耍谖窀那陀辛撕芏唷；噬弦豢矗瞳｜你牛啊，行，户部尚书的职务给你了——和褪钦庋鄙匣Р可惺榈模鸵蛭戳⒘艘樽镆贫取�
这个“议罪银”制度对乾隆皇帝是个好事，对官员们的前程是个好事，但是对老百姓呢？咱们真不敢恭维。俗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看来，这个“议罪银”制度真不是一个好的招数，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它会导致官场腐败，官场恶化。
第三件事情是安排乾隆皇帝南巡。
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曾经到过江南六次，康熙皇帝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根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皇帝继位不久，听说苏州的景色美如天堂，便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并派大学士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去江南查看道路。讷亲从心里就不赞成乾隆皇帝南巡，所以他在给乾隆皇帝的回奏中说：“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名胜，实际上像一个大坟堆。苏州城里河道狭窄，粪便、船只拥挤在一起，过了中午就臭不可闻，根本不算什么风景。”乾隆皇帝听了讷亲的回报，只好暂时打消了南巡的念头。有个侍郎尹令一从江南回来，上奏说：“陛下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皇帝就怒气冲冲反问他：“你说民间疾苦，你具体指出什么人疾苦？说怨声载道，具体指出什么人有怨言？”还有个大学士程景伊，反对乾隆皇帝巡游湖州。乾隆皇帝说：“朕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程景伊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呢！”尹令一和程景伊都因为直言而受到了处分。这一来，朝廷上下铺张奢靡、献媚取宠的风气就越来越滋长了。随后不久，乾隆皇帝就开始了先后六次的“下江南”：第一次下江南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五次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我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先后六次“下江南”，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乾隆皇帝“下江南”，与黄河的治理的确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皇帝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五次是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二，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乾隆皇帝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