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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去接李一泓的秘书将门推开——李一泓出现在门口，他见坐了一屋子人，一时有那么点儿怯场的意思。
蒋副主席和书记和市长同时站起，并迎上前来。蒋副主席介绍道：“一泓委员，这是李市长，这是王书记——你和黄院长共同写给市委市政府的报告，他们很重视。今天，他们亲自到咱们政协来，想当面听听看法，和大家共同商议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案……”
双方握手，各自落座。
蒋副主席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我们开会吧！最近我们市发现了伪劣大米，幸而，并没有被成车地运往外地。因为卷入这一恶劣事件的主要群体成员是我们市的农民，所以处理方式须格外慎重，以防形成对立情绪。李市长和王书记，自然非常希望当面听听各位委员的看法。下面，哪位委员先发言？”
黄院长迫不及待而又当仁不让地高举起手。
蒋副主席点点头：“黄院长，请吧！”
黄院长又扬扬手中材料：“看法基本都在其中了，也早已分送给各位了。事情，是李一泓委员发现的。刚才蒋主席说‘幸而’，我认为千幸万幸，首先是幸而李一泓委员偶尔发现的，否则，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但，某一件恶劣的事，发现是一回事，认识是另外一回事。这就需要认识水平高的人，进一步总结出深刻的思想来！”
杨亦柳在材料背面写了几个字推给李一泓看，并在他耳边悄语：“真受不了！”
黄院长很有激情，侃侃而谈：“那么，伪劣大米的事件，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认为，第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对农民太心慈，太手软了！诸位，我们今天在市场上还能买到多少种吃起来放心的食物呢？饭店，我们各自家里的饭桌，已经成为损害我们健康的陷阱了！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普遍担心的大问题。可哪一级政府采取过什么一劳永逸的措施吗？需要理由，需要采取铁腕和强有力措施的理由！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市，理由终于有了！李一泓委员儿子的家被非法加工伪劣大米的农民们报复性地捣毁了！这还了得！李一泓同志不是一般人嘛！是我们政协的一位委员啊！所以我建议，抓住理由，重拳出击！政府、公安、法院，三方面形成合力，采取组合拳，教训教训那些刁民，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以儆效尤！我抛砖引玉，先说到这儿！”
“黄院长，你因为盖养老院和被占地农民之间的官司了结了吗？”杨亦柳突然问。
“还在打呢！我就不信，最终我黄礼学会输给些个刁民！”
“难怪你一谈到农民气不打一处来！你刚才的发言未免太过于情绪化了吧？”
黄院长尴尬地说：“你看你，往我那件事情上扯什么呢？别扭转大方向啊！”
这时委员甲说：“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吧，李一泓同志，你能确定，砸窗子的那些人，姑且允许我认为是一些人吧——他们肯定都是农民吗？”
李一泓正用铅笔涂杨亦柳所写的那行字，而且已经涂成了一只黑黑的猪崽儿。听了对方的问话，他望着对方摇摇头。
委员甲接着说：“那么，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伪劣大米的事件分解为两件事来看待的好。第一件事是，在我们市，不少村子里的农民们卷入了一桩加工、销售伪劣大米的事件。对于这一件事，我个人的态度是，重在教育，而不要动不动就主张教训。我们政协委员向政府提出建议时，包括怎样对待民众的恶劣行为时，都尽量不用‘教训’这样刺激性的词句为好。第二，有人砸了李一泓委员的儿子家的窗，这件事怎么处理好，我看我们首先应该听听李一泓同志的想法……”
李市长和王书记点头，同时都微笑着将目光望向李一泓。
李一泓说：“那，我就也发发言。这会儿我头脑里挺乱，可能也理不清个条理。李市长，王书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是新委员，比起他们诸位，新得不可能再新。再加上我思想认识水平低，话语中有什么不当之处，还望两位领导多多包涵……”
李市长望着他说：“作为本市长，我也够新的，才来了三个多月，彼此彼此。”
李一泓看了看众人，说：“这几年，对于我们市，我一直有点儿困惑。按说，我们市是一个穷市。我想，穷市嘛，它所需要的一把手，那更应该具有一种扎根的精神，脚踏实地干满一两届，才能为一方百姓留下某些福祉是吧？可情况恰恰相反，有人来了，没当多久市长，做了一两件雷声大，雨点儿小的事，一拍屁股，走了。据说高升了。有的人来了，没当多久书记，也那样。好像我们这个穷市，成了一个专供当干部的人‘锻炼一下’的地方。当干部的人上进心强，这我理解。可作为一个穷市，它也有它的上进心，那么谁来理解它的上进心呢？而它的上进心，其实就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市长、书记，我斗胆相问，你们要在本市干多久？你们要是也和前边的人一样，我想，那我下边的话说不说都没意思了……”
气氛顿时凝重，市长和书记对视一眼，他们都从对方眼里读懂一句话：这个李一泓可不简单！
王书记说：“问得好。趁此机会，我也给各位委员交个底儿——李市长来时，省委组织部门是找他谈过话的，要求他必得连任两届。如果他有负众望，一届任满，下届干脆落选，另当别论。我调来之前，省委组织部门也找我谈过话了，要求我至少把五六年人生固定在此地。为了改变这个市的落后面貌，我们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李一泓同志，你下边的话，可以继续说下去了吧……”
李一泓满意地说：“那，我接着说。昨天我回到家里，刚一坐稳，我的小女儿就告诉我，她嫂子由于受到惊吓，流产了……”
会议室里一阵沉寂，李一泓接着说：“今天早晨，我的大女儿来到了我家里，对我呯呯嘭嘭来了一通，说的话和礼学同志的话差不多，我是政协委员不是普通人啊，对于刁民要给点儿颜色看看啊，甚至还说，谁家的人砸了她哥家的窗，惊吓了她嫂子，那就得让谁赔得倾家荡产。我训斥了我大女儿。现在我也要向大家声明，学礼同志的材料，到会场以前，我还没看到过呢。虽然署着我们二人的名字，但是其中某些对我市农民的看法我并不同意。学礼，你刚才的发言，我也基本上……不赞同。我倒是挺同意杨校长的话，你刚才的发言太情绪化了……”
听了李一泓的这番话，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又都很想听李一泓继续说下去。
“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我们市的农民问题。省城的人常说，他们三代以上，都是农民。而我们这个市里的人，十之六七两代以上，就是农民。二十年以前，市里不过才十几万人口。现在呢，八十余万了。还不都是由农民变成的城市人口？我们说我们市穷，穷在哪儿？就城市论城市，不比全省别的市的面貌差多少，还不是穷在农村，穷在农民？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如果说富了，那得连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都富裕了，才算真的富了。我们国家有八九亿农民呢，闭上眼睛，假装看不到一些贫穷农村的贫穷农民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那样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再多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市，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很不关心农村和农民情况的市！从前，连土地上该种什么，都要由干部说了算。一级一级往下压，不听话就不是好农民。被认为不是好农民了，不是就要大加教训吗？教训而又不服，不是往往就要给颜色看的吗？后来呢，分田到户了，土地上种什么，农民自己可以做主了。可有的干部，还不习惯于让农民做主，还习惯于指手画脚。结果呢，到了秋季，收成不好，农民不干了，说当初你们动员我们种的，干部和政府就成了被告。现在呢，干部们倒是吸取教训了，大撒手，干脆不闻不问了。起码的关注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关心了。所以，连离我们城市不远的农村，农民忽然不种麦子了，改种水稻了，许许多多的干部都看在眼里了，都知道的，却没有一位干部提出疑问——那里的土地适合种水稻吗？认为农民的事，概由农民自己负责了嘛！但如果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也这么想的话，还会提出城乡反哺农村的问题吗？还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写入最新的五年计划吗？这难道不是感情差距吗？正因为存在着这一种差距，伪劣的水稻种子就流贩到我们市的农村去了。农民买了，种了，上当了。接着唯利是图者们又来了，教农民们怎样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