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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李志达膝行近前，仰脸望着义父，言恳意切地说：“义父啊，想咱们中国，时运也衰，民心也散，定非仅靠几个仁人志士的努力，便能拯救，便能振兴的。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义子虽识字不多，平日里但凡有闲，书也喜欢看，报也喜欢读的。某些有识之士，在书中报上，主张教育救国。我读了看了，自然也会替咱们中国想一想，便觉得他们的主张不无道理。又联想咱们安庆县，十几万人口，竟连一所中学都没有。义父将来，何不将偌大一份遗产托付给县里可信任的人们，要求他们用以办起一所中学呢？果而如此，将来的人们，一定会纪念着您，连我也会觉得光荣。那光荣，就等于是义父留给我的最好遗产了啊……”
严世鹏说，即使我依你所言，又为什么非信任别人呢？我在安庆县虽也不乏过从甚密的朋友，可要论及信任二字，非你莫属啊！
李志达道，义父啊，我是一个见识短浅，能力有限的人。此等大事，我做不成啊！
那严世鹏就沉吟起来，良久，慢条斯理地说出一句话是——“我本以为我已把你看得很透，今日听了你几番话，还是错看了你。”
李志达不安了，流下泪来，说义子感激义父的知遇之恩，自然要经常为义父思考身后之事，所思所想，绝无私利左右。倘义父认为荒唐，还望不生反感。否则义子日后心存惶恐，就不知再该怎样了……
严世鹏则起身离开座位，将他扶起，说你多心了，我的意思是，想不到你不但有一等的仁义，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我以前竟不了解你这一点，所以惭愧啊。来来来，跟我去书房里，咱们父子筹划筹划……
翌年，严世鹏去世，那是一九四五年。在病床上得知日本人投降了，精神为之一振，主动要吃一碗鸡汤面。刚吃几口，碗落于地……
第二年，“世鹏中学”在安庆县落成，首批招了二百余名学生。
这一切，县志里也有记载……
至于李志达的武功究竟有多高，老辈人中传说多多。县志里只记载了一件重要的事——某年有拨土匪扬言要血洗安庆县城，说李志达如果有胆量到他们指定的地点去会他们，也可以开恩，不那么做了。严世鹏给李志达临时凑了一笔钱，劝李志达远走他乡，躲此一劫。武馆的弟子们却聚集起来，发誓非与土匪们血战一场不可。李志达并未逃走，还驱散了弟子们。他对严世鹏说，他心里也清楚，土匪们不是真要血洗县城，而是专冲着他个人下帖子的。是劫躲不过。倘若自己逃走了，不但被土匪们耻笑，自己在本县的英名也灰飞烟灭了。那自己他日还能再回到安庆县来么？土匪都是欺软怕硬的人，一旦被他们觉得安庆县城里连条汉子都没有，放心大胆地闯入县城胡作非为烧杀奸掠一番反而是很可能的了。所以，自己得去会会他们，以诚相见，或许反能于杀气笼罩之际，为全县人的安危争取到一份转机。
他就去了。
刚在匪巢里的一把宾椅上坐定，背后上来两条大汉，一人伸出一只右手，往他双肩上按将下来。土匪中也有武艺高强的人啊，李志达的双肩感觉到了两股大力的压迫，却不动声色。眨眼间，但听一阵裂响。匪首低头一看，四只椅腿连同李志达的双脚，不但使几块方砖碎了，而且塌陷下去了。匪首顿时抱拳拱手，起身施礼，说是手下人调皮，只不过想跟李师傅开开玩笑，还望李师傅海涵。接着设宴款待他，推杯交盏之间，用短刀挑起一片好肉送至李志达嘴边，请他“尝尝咸淡”。李志达咔嚓一口，连一寸刀尖都咬断在口中了，嚼了几嚼，咽下肚去。还说：“不咸不淡，就是脆骨没剔干净。”
一桌无法无天的猛人目瞪口呆。
结果是，匪首和李志达拜了把兄弟……
小县城的县志，大抵总有些演义成分的。但那一拨土匪，以后再也没怎么滋扰过安庆县城，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
建国后，安庆县的第一代执政者们，当年便将“世鹏中学”改为“安庆一中”。他们认为，中学是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摇篮，怎能以全县第一号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资本家的钱是哪儿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劳苦大众获得的吗？生时剥削劳苦大众不算，死了还要用剥削来的钱为自己树碑，企图流芳百世，是可忍，孰不可忍？！校园内严世鹏的一座半身像，也理所当然地被砸了……
那一年，“世鹏中学”，不，“安庆一中”，已有七百余名学生了……
“世鹏武馆”也被认为是一个将可能聚众闹事，给新政权添麻烦的地方。由一队武装人员前去，强行摘牌宣布取缔。
李志达据理力争，一再声明自己是一个从内心里拥护新政权的人，绝对不会将武馆变成使新政权不放心的地方。天下从此太平了，谁也不必再靠武功自我保护了，习武只不过成了一件强身健体之事，对新中国是有益无害的。
因为他与本县头号资本家那种义父子的关系，对方不信任他。他越表白，人家越不信任。何况他还和土匪拜过把兄弟！
武馆解散后，李志达成了一个身无长技，无业可操的人。自思继续在县城里待下去，以后的日子不会太顺心，便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
执掌新政权的人们，也不愿让他这么样的一个人再呆在县城里了，所谓正中下怀，当即准许。但是呢，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近的村子，考虑到他这一个口碑不倒的人，在县城里的潜在影响仍存，还是有点不放心。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远的村子呢，又等于将他放任到监控视野以外去了，照样不放心。最终，替他确定了一个离县城不远不近的村子，叫“眺安村”。八十余里，说近它属于较远的村子之一；说远它毕竟并没远到山里边去，似乎正适合李志达这么一个没根据必须警惕却又没前提完全放心的人去落户……
那一年李志达三十六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精壮年龄，仍是一条光棍。五年后他终于在眺安村成了家。第二年，喜得一子，便是李一泓。
李一泓自幼聪明伶俐，天生热爱纸笔，一点即悟，悟此通彼。所谓响鼓何须重锤，极顺利地读完小学，极轻松地就考上了县一中。当时县里已另外有了两所中学，但一中因为是最早的一所中学，又是当时唯一开有高中班的中学，名气自然大于二中三中。然而他成为中学生的第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李一泓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又耐心可嘉地在学校里泡了一年。第二年还看不到一点恢复正常的希望，只得怅怅然夹起铺盖卷儿回家了，从此也成为眺安村的一名“社员”。一家三口，都是能挣工分的人，过起了相依为命，互让温饱的农村日子。
李一泓十九岁那一年，时来运转。县一中教语文的郑讯老师被从学校扫地出门，安置在文化馆当了一名馆员。郑老师的出身在当年倒是没什么问题，属于贫下中农子弟。但他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杂文，是令在党的人们十分恼火的，几乎被打成“右派”。大学母校领导们念他出身还好，没正式给他戴帽子，属于“沾边右派”一类人。这样的人，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的中学做教师，实属幸运。“文革”中又被“扫地出门”，却是自然而然之事。他颇有文艺才华，安庆县有文艺才华的人不多。在任何年代，主宰别人命运的优势者中，偶有惜才之人。郑老师幸运就幸运在，既有文艺才华，又被一个惜才之人暗中关照了一下。他档案中有一条结论是“可以利用，不可重用”。某个既主宰他命运又惜才的人，以“可以利用”四个字名正言顺地实行了对他的关照，否则文化馆那种“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沿阵地”，是不会允许他一个“沾边右派”的身影晃悠的。到文化馆不久，他百折不挠地搞起了青年文艺爱好者学习班。那正是文艺比油腥对于胃肠还缺少的年代，他的努力获得了各行各业男女青年的响应，连不少外县的青年也闻风而至，逐成青年文艺爱好者们所拥戴的人物。
李一泓曾是安庆一中学生会的文艺委员，给郑老师留下过深刻印象。郑老师写了一封信，言词恳切而又不失师道尊严地要求李一泓务必参加到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活动中来。而小学五年级就在报上发表过儿童诗并获过奖的李一泓，竟加入了美术学习班。文学离政治太近了，老师便是前车之鉴。父母就自己这么一个儿子，何况父亲还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他怕自己因文学而惹出政治事端来。从此点可以看出，李一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