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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宣武帝去世，高皇后仍在找机会暗杀胡氏，在诸位亲王的关照之下未能得逞。高肇被诛，整个情势顿时完全颠倒过来。高肇恶贯满盈，取胜的高阳王元雍、领军将军于忠等人也并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这只是一场太子党与外戚党的权力斗争而已。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作为高皇后对立面的胡氏，自然而然被太子党极力拥护。太子党首先让受排挤的任城王元澄（这位孝文帝时代立过大功的老王爷在宣武帝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作为，由于高肇的猜忌，他被迫装疯卖傻，整日饮酒作乐，才得以保全性命）以及宣武帝的弟弟元怿、元怀三位分别担任司空、太尉和司徒（即“三公”），然后把高太后（小皇帝登基，自然“升”了一级）迁到洛阳附近的瑶光寺去做尼姑，不得随便入宫（几年后，机关算尽的高氏还是被胡氏派人秘密毒死，也算是“天道无常、报应不爽”了），改尊胡氏为皇太后。
权力稳固后，诸位亲王联合群臣奏请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母仪天下，成为北魏继文明冯太后之后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这级别超额完成了父亲胡国珍的目标，胡老头跟着鸡犬升天，大概也暗自佩服自己的计划吧。不过他只享了三年福，就真的升天了）
太子党自以为聪明，让没什么背景的女流来处理朝事，必不会像外戚那样难以驾驭。他们怎么会想到，眼前的这位弱女子，却有的是手段，而且会变本加厉地搞烂北魏朝廷。
保护胡太后有功的于忠第一个失势。于忠是宣武帝身边的老臣，也是经过高肇一连串恶搞还能活到孝明帝一朝的少数近臣。他仗着资格老、功劳高，一手抓政令发布，一手抓宫中侍卫，有意专断朝政。尚书左仆射郭祚和尚书裴植劝高阳王元雍想办法把于忠派到外州为官。于忠知道了，就假传圣旨，杀了郭、裴二人，免了元雍的官职。胡太后一临朝，马上解除了他侍中和领军的职位，让他去冀州做刺史。
胡太后认为于忠的功劳还是主要的，夺权之后也没理睬元雍等人的弹劾，并不过多为难他。她心里明白，五十多岁的于忠也没几年可以蹦跶了，不妨做个顺水人情，对他既往不咎。一年后又让他回京城为官，弄得于忠不但不怨恨，还感激涕零。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于忠不负她望，一命呜呼。
有了于忠的榜样，太子党的其他成员便不敢看轻胡太后，胡太后做事逐渐大胆起来。按照礼法，只有皇帝对下级发布的文书才有权称为诏，其他人发布的文书只能称为令；同理，下级只有对皇帝上疏时才能称呼陛下，对皇后、太子等只能称呼殿下。胡太后不满于低一等的称呼，把自己发布的令改称诏，要求群臣上疏用陛下的称呼，自己则用“朕”这个皇帝专用字眼。之后，她又以小皇帝年龄太小为由，提出自己代为主持祭祀，这也是越礼的行为，所以负责礼制的官员竭力反对。她就向侍中崔光请教，崔光引经据典地说：“汉朝的邓太后就曾经做过祭祀的事。”胡太后很高兴，便摄行祭祀典礼。以礼法而言，她的所作所为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
崔光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做过宣武帝和孝明帝的老师，在北魏后期算是比较敢说话的大臣。但他崇尚中庸之道，在胡太后面前，总是尽量顺应她的意思。这样的人，是不能指望挽狂澜于既倒的。（顺带一提，崔光的侄子就是《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
任城王元澄也是位比较敢谏的大臣。胡太后信佛，多次为之大兴土木，建佛寺、造佛塔、修石窟、凿佛像，还广开斋会，花费不少开销，人民赋税沉重。他多次上表，希望朝廷能够“蓄力聚财”，减轻劳役。胡太后对老王爷表示尊重，却没有什么改过行为。元澄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病故，胡太后更加放肆了。在国家的各种庆典仪式上，她动辄大办宴席、大赏群臣，收买人心的同时，也把官员贵族惯得越发贪婪。
就在元澄去世的那一年，洛阳出了件骇人听闻的案子。
征西将军张彝的次子张仲瑀上了一道秘密的奏章，要求改革选拔制度，认真评定武官的资格，不能够给他们安排清闲的职位。这道奏章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迅速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洛阳城势力最大的一批武官是羽林与虎贲，他们到处张贴榜文，定期会合，宣言某月某日要杀光张彝全家（简直跟现代的黑社会一个作风）。张彝父子并不害怕，没放在心上。
这天清早，近千名羽林与虎贲跑到尚书省的公门前叫骂，要求交出张彝的长子尚书郎张始均，边骂边朝公门投石块，整个尚书省没有人敢出来主持公道。羽林们见没啥动静，一队人就举着火把、扛着柴蒿，冲到张彝的府第，把行动迟缓的张彝拖到堂前，拳打脚踢，肆意凌辱，然后开始焚烧张彝的宅院。张始均跪在地上为父亲求情，羽林们又把他一顿毒打，扔到火中，当场烧死。
羽林们杀完人，放完火，扬长而去。张彝满身是伤，挺了没多久就去世了，张仲瑀也是重伤，捡了条命。国都洛阳从官到民，眼睁睁看着一起惨剧发生在眼前，却无能为力。事后，胡太后只象征性地抓了八个为首的羽林斩首，要求考察武官资格的奏章，也不了了之。
可巧的是，一名到洛阳送信的邮差旁观了此事的前前后后。回家后，他性情大变，尽散钱财结交四方好友，并说：“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国家法纪已乱，早晚完蛋，他决心要平定天下、澄清宇内。这名邮差，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之一——高欢。
十、青年高欢
高欢这样以取天下为抱负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就不缺少。
推翻秦朝的刘邦和项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同样一位秦始皇。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矣！”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感叹，我们读过一些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
有人说，那是史家的附会之谈。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象，没有所谓的原始证据予以支持，不过是后人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志向，所发挥的合理想象。
我想，他们是否真的发出过感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句话在刘项的心中，一定反复说过千万次。成功的机会，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有了志向与目标常常还不够。聪明的人，应该懂得如何根据客观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目标。高欢在聪明人当中，绝对排得上号。
他家境贫寒，二十多岁了依然养不起一匹马。没有马，在大漠长风的北方，简直不可想象。地位低微的他，什么苦都得吃，什么活都得干。他子承父业，早早地就到军中服役，因为他是六镇军人的后代。“六镇军人”这个称号，在北魏曾经寄托着众多青壮年男子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到了高欢的青年时代，却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这种巨大落差的形成，是最值得北魏后期统治者检讨的问题，包括魏孝文帝，也不例外。
六镇的历史，到孝明帝时已超过了一百年。六镇最初只是指北魏长城上自西向东的六个军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北魏的领土向东西扩张，更多的边镇被包含在了六镇里头，比如位于怀荒以东的御夷（今河北赤城西北），所以后来也有七镇的说法。一般来说，北魏末年的“六镇”，是泛指包括以上七个镇在内的所有北方边境城镇。
六镇的地位，毋庸多言，相当重要。北魏前期南北两国实力相当时，南边的防务压力，要大于北边。当南朝北伐时，北边的防御力量不足，六镇与北魏长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镇之间的有效调度、彼此呼应，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游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后来的契丹、奚等）对于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大大地减低了。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财掠畜，转而向西域等地区发展，便反映了这一防御战略的成功之处。
如此一来，守备六镇的将领和军士，自然得百里挑一：忠诚度得高，战斗力得高，地位也得高。于是，要担任六镇的镇将，就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必须是鲜卑人；二、必须是职业军人；三、必须是贵族。守卫的兵士，则都由高门子弟中推荐选拔，属于一流的战士。六镇军人立功的嘉奖强过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