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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思想，解放军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
1953年9月，中央军委正式确定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
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解放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军队的性质。
军队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
到1956年，军委工作已稍有头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都有了安排，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忙乱了。
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
每当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
1956年底，军委责成黄克诚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提出交班。退休的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
黄克诚十分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军队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及时提醒是有必要的。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这年，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轰轰烈烈。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毛主席讲话以后，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
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以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于是，便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改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号召：“把火线挑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中央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担心军队领导出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黄克诚继任总长。
1959年春，彭德怀出访东欧诸国，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转折点，也成为黄克诚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第十三章 庐山会遭罢官 “文革”陷囹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庐山》七绝，可以说是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脍炙人口。
庐山，自古以来负有盛名。
庐山位于江西境内，北临万里长江，东傍鄱阳湖，山下是名城九江。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相传，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故名庐山。
庐山平地拔起，气势雄伟，群峰环抱，起伏于云海烟霞之中。绵亘曲折，千岩万壑，俏丽多姿。
中共中央多次在这里召开会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开会通知。
彭德怀访问东欧回国后没几天，就接到了通知。此前，彭德怀在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中不快。大跃迸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是，当他深入地方考察了几个月后，他的看法就改变了。
彭德怀回国后的第二天，不顾疲劳，一早就来到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
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有所怀疑。彭德怀向黄克诚讲了在东欧的观感，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经济状况和军队思想状况。
当时，有些地区缺粮食，春荒的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尤其困难。甘肃是彭德怀考察过的省份，仅仅在半年以前，人们告诉他的还是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斤，如今竟然成为严重缺粮的省份，实在使他大为吃惊，感慨万端。
彭德怀非常仔细地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了起来，送给毛泽东主席。
没有回音。
拿着开会通知，彭德怀在屋里来回走着。去不去呢？彭德怀心里十分烦闷。
忽然，彭德怀快步来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
“喂，是克诚吗？我是彭德怀。”
“是彭总！”
“克诚，中央要在庐山开会，我不想去了，你替我去吧，我在北京留守。”
黄克诚一听，没有说话。稍停了一下，他说：“彭总，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克诚拿着电话，委婉地劝说彭德怀，“彭总，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
“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着别扭。那好，我就去庐山。”彭德怀闷闷不乐。庐山。
7月3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各抒己见。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上山观日出，游览名胜古迹，有人作诗填词。
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有人戏称会议是“神仙会”。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经济情况已开始有所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多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获得了某些成效。
毛泽东对此相当满意。
7月10日，毛泽东在小组会上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的严重情况，很少提及。
在小组讨论中，真正客观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很浓厚。有的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
彭德怀为此非常苦恼。
正在这时，又传来会议到15日就要结束的消息，彭德怀焦虑的心情愈加严重。
7月12日上午。庐山毛泽东住处。
彭德怀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来找毛泽东，准备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向他谈谈。
“彭总，主席刚刚睡觉。”门前，警卫员拦住了彭德怀。无奈，彭德怀只好转去会场，仍然参加讨论。
在开完会回住处的路上，彭德怀倒背着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一会儿，彭德怀对随行参谋说道：“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管一般性意见，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认真研究一下，可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议上讲一下才有用。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都有用。”
7月1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7月14日，彭德怀派参谋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写信之前，还和人说过，他有些意见，想向主席谈谈。
彭德怀说道：“目前少奇、恩来同志不便于讲话，只有我便于去谈。说错了，如果主席生气，也元关大局，最多撤销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也能当。”
事实上，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严重后果。彭德怀把信送给毛泽东后，对于这封信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二是在党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参考。
彭德怀的信，在毛泽东的案头放了两天。
毛泽东左思右想，考虑着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