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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广昌决战一开始，黄克诚就持反对态度。死守广昌？简直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开玩笑。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讲，李德那一套“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是错误的，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我们连步枪、手榴弹都没有保障，单靠阵地防御怎么能顶得住呢？黄克诚认为应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术原则，避敌锋芒，进行必要的战略转移，到湘赣边开辟新区，保存和发展红军势力。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李德关于“短促突击”的论述仿佛在黄克诚耳边响起。
“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这不是让战士们送死吗？还谈什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黄克诚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拿起电话，找军团长彭德怀反映意见。
彭德怀这时也憋了一肚子火。
自从东方军入闽作战以来，红三军团打的胜仗屈指可数。这次反“围剿”，与敌人搞堡垒阵地战，人家堡垒坚固，人多势众，装备优良，红军只有挨打的份，仗自然越打越艰苦。
“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儿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机。”电话那头传来黄克诚焦的的声音。
彭德怀手持话筒，沉默不语。其实，黄克诚这位敢于直言不讳的老部下，已经多次向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了。
的确，这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中肯建议，黄克诚关于红军前途的预测，也绝非危言耸听，彭德怀深有同感。作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高级红军指挥员，彭德怀向中央建议也属于正常。但是，当时，政治气氛异常紧张，组织生活亦不正常，彭德怀贸然提出这一建议，不仅无人听从，恐怕还会影响全局，因此，彭德怀对于黄克诚的提议，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对于李德的瞎指挥，彭德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他向博古、李德建议放弃固守广昌，大声疾呼：“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死守广昌又从何谈起？”
博古、李德置若罔闻。他们头脑里正充斥着一种激情：要么胜利，要么死亡！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
战斗进入异常残酷的阶段：广昌城里，残垣断壁，浓烟滚滚，硝烟弥漫；山岗上，田野里，弹坑累累，到处是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
红军构筑的“永久”工事、碉堡群，几乎被炸平了，几缕破军衣在残垣断壁上摇曳。
4月28日，广昌终于失守了。
落日的余辉将整个战场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氛围中。黄克诚率部撤出了广昌。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黄克诚十分清楚，门户一开，中央苏区岌岌可危了。
一弯镰月，悬挂中天。惨白的月光倾泻在红四师宿营地。周围宁静得近乎沉寂。微风吹来，让人略感清爽。黄克诚一路行军积攒了一肚子的牢骚与意见。
广昌失守，红三军团又奉命为阻击敌人南下而西进。西进途中，部队奉命处处设防，搞阵地防御，而且每天都在打仗，有时甚至一天打好几次仗。
几个月来，红军几乎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上有飞机轰炸扫射，下有敌人轮番猛攻。部队伙食跟不上，也没有盐吃，干部战士体力不断下降，战斗力日趋削弱。进入7月，敌人集中三十一个师，兵分六路向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军事顾问李德竟然命令红军针锋相对，六路分兵迎敌，全线抵御，用九个师的兵力抵御三十一个师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红军处处被动挨打。
红四师历经高虎脑、万年亭、驿前镇等战斗后，伤亡十分严重，打得也相当艰苦。
驿前镇战斗开始时，红军构筑了三道防线，在阵地前沿埋设地雷，堆筑鹿砦，埋设竹钉，修建较为严密的工事。但是，在敌人飞机大炮一阵猛轰滥炸之下，全部心血付之东流！红军只好依托交通壕与进攻的敌人展开血战。
子弹打光了，红军只好组织小分队，趁着夜色掩护，摸爬到阵地前，在敌人的尸体堆里摸拣枪枝弹药。最后，战斗以红军主动撤退而告终。更为可憎的是，在敌人的强大进攻面前，红四师参谋长被吓破了胆，叛逃到国民党军队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只是关注于行军打仗，没有时间召集干部开会了。
黄克诚心里有意见，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担忧红军的前途，但是又无处可提。贸然向上级提意见，很可能招来大祸临头。黄克诚实在憋不住了，他愤然说了些“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之类的牢骚话。
不料有人把黄克诚的这些牢骚话向上级报告了。
彭德怀听说此事，把黄克诚叫了来：“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
彭德怀私下里欣赏这位耿直的老部下，忍不住出言劝慰。黄克诚坦然答道：“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笑了：“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他说，很快人家就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继续照这样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转眼到了酷暑八月。
红军且战且退，伤亡不断增加，并且疟疾等传染病流行，很多红军指战员都患了病，身体更加虚弱。
一天，红四师接到命令，跟随彭军团长上山看阵地。黄克诚立即传令四师的干部骑马上山。快到山上时，黄克诚远远地看见彭德怀已经在山上了，他赶忙轻声招呼红四师干部：“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边哩。”
原来，彭德怀治军严格，要求干部们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他自己常常以身作则，行军打仗时，总是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因而他不赞成干部平时骑马，如果让他碰到没有病骑马，准挨批评：“年轻轻的骑牲口干什么？”
这次，黄克诚见大家都身疲力竭，也就没有提醒大家。师长洪超没有下马，说道：“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大病未愈，也没下马。
到了山上，彭德怀并没有责怪大家，反而问道：“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
洪超大声答道：“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怕，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
彭德怀带着爱怜而又沉重的表情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太疲劳了。我也正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住就骑马吧！”
大家看完地形下山后，军团给各团供给处长下了通知，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吃，补养身体。
彭德怀关心部下，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了一年之久，敌人缓缓推进，缩小对中央苏区的包围，红军和中央苏区陷入绝境。
这时，毛泽东再次站了出来，向博古、李德进言：“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结果，这一正确建议遭拒绝。
1934年10月上旬，敌人先后攻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突围转移，势在必行。
第六章 当先锋处逆境 辗转长征路
红三军团野战医院。
10月的阳光，依旧火辣辣，刺射人眼。阳光透过樟树树叶照在地上，留下参差斑驳的黑影。
黄克诚急匆匆走进医院。
驿前镇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撤回于都。这时，中央局书记博古来到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告诉大家，红军将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是，博古没有讲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
其实，广昌战役失利以后，李德、博古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不过，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红军突围转移成了一种秘而不宣的意图，甚至连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
不过，随着准备工作的秘密进行，还是让人嗅出了一些异常的味道。
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黄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