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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一代球王马拉多纳的带领下，成功地击败了英格兰，尤其是马拉多纳带球连过英队五人直捣龙门的神奇举动，一扫马岛之战给国人带来的颓气，振奋了阿根廷人的民族自信心。马拉多纳和他的队友因此成为阿根廷心目中的英雄。足球这场游戏带给国民的愉悦和自豪感有时候足以和一些战争相比。
这也正是一些被西方人视为眼中钉的国家，为什么置联合国制裁而不顾却把国际足联的禁令奉为圣旨的原因了。足球的意识形态内容为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各国喜爱它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意识形态负面效应能缩小到最小的范围。比如1986年世界杯上的英阿之战，胜利了的阿根廷人趾高气扬，而没能获胜的英格兰人的民族自尊心并没有受到挫伤，英国人知道那只是一场足球赛，并不是一场战争。1998年美国世界杯上，美国人与政治上的宿敌伊朗队在小组赛里相遇了，两个对峙多年的国家用这样的方式交锋，引起了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最终伊朗人以2：0击败美国队，美国队的队员称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比赛完了以后，两国队员还友好地交换了球衣，甚至有人将此称作美伊关系解冻的契机。
获胜的球队往往获得民族英雄的盛誉，而打败败、被淘汰出局的球队并不会为此而丢国人的脸。今年的世界杯上阿根廷、法国队在小组赛上铩羽而归，阿根廷人流下伤心的泪，法国人也陷于悲痛之中，但没有人因此去怀疑这两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两个国家在政治上也不会失分。同为亚洲球队，韩国队以顽强的意志挺进了四强，无疑在国际上树立了韩国人在世界上的新形象，但沙特队并不因为连吞八蛋就影响它的国家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形象，石油大亨们的富相也不会受大损害。同理，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净输三场、一球未进也丝毫不能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它只是表明中国人的一门体育弱项，中国的体育解说员可以拿乒乓球去和巴西人比，这倒不是阿Q精神，而是就体育而言体育，足球和世界杯是不承担意识形态文化符号功能的。
第30节 世界杯与后意识形态空间（2）
这就是足球的奇妙之处，这就是世界杯的超越性。可以说参加世界杯是一项不蚀钱的买卖，赢了，扬国威，振民心，颂民族，输了，只是游戏，只是原本的体育精神，与民族的优劣、国家的兴衰无关。当然，足球承担的意识形态毕竟有某种虚拟，巴西足球称霸全球，并不代表巴西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主流话语，更不是超级大国；相反，最不重视足球运动的美国却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三、“足球党”与红魔强国梦
足球胜利对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的效力有时是无可估量的，作为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的韩国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收获是丰硕的。《足球》报记者郭先春说“本届世界杯带给韩国社会的极大影响，以及在政治、经济、外交、国民精神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革，则是有目共睹的。和这些成就相比，足球队的成绩反倒显得仅仅像是一个刺激点，其本身的意义只在其次。这届世界杯，让韩国的国家发展计划提前了五年，被认为将让韩国的国家品牌由世界第三十位，一跃而跻身世界前十二位。韩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计划，要让韩国的经济实力借世界杯东风，跻身世界前四强。”郭先春预言：“历史将见证，足球这项游戏，在21世纪初的韩国，促成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世界杯对韩国社会能否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能否促进社会的变革并推进韩国的历史，现在可以预言但不能断言，但此次世界杯委实点燃了韩国人的强国热情，也再次证实世界杯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以往韩国被不同派的政治家分割，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因而韩国的政治很难拥有统一的号召力，“在我的记忆中，韩国人从未这么爱国，通过足球这个玩意儿，全体韩国人终于团结起来了”（韩国媒体评论员语）。在韩国流传这么一种说法，6月22日，韩国队打入四强的这一天。韩国便出现了一个新政党——“足球党”，因为足球成了团结所有韩国人的纽带。这个虚拟政党的领袖是希丁克和全力支持希丁克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他们在韩国民众中的受欢迎的程度，是任何一个现役的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这或许应了我前面所说的“足球大于政治”、“游戏大于政治”的说法，因为所有的政治都不能愉悦百姓而又提升民族的精神，而足球做到了这一点，希丁克和郑梦准便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戴。狂热韩国民众甚至要求希丁克担任韩国总统。把足球主教练与总统相提并论并不是韩国人首创，早在1994年时英国人查尔顿带领爱尔兰队取得不俗战绩时，爱尔兰的球迷就呼吁全国的民众选举主教练查尔顿担任总统，球王贝利在巴西国内也多次被人要求参加总统的竞选，可见足球是极容易被泛政治化的。韩国人的足球热情甚至超越国界、民族甚至洲际的限制，希丁克是欧洲的荷兰人，可韩国民众没有了皮肤和人种顾忌，要推举这么一个异族人任自己祖国的总统，足球的胜利超过了一切障碍。
希丁克参选总统的可能性很小，但推荐希丁克并全力支持希丁克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却希望成为总统最有力的竞争者。有政治评论家估计，只要郑梦准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它在12月开始的大选中极有可能脱颖而出。尽管郑梦准还没有明确表示参加总统的竞选，最新的民意调查中郑梦准已被排在总统竞选者的第三位。在两家报纸6月17日公布的调查中，郑梦准的支持率分别达到了18。7％和15。3％，比六个月前增长了五倍，请注意，这个时候韩国还没有进入四强。郑梦准的支持者并非都是“红魔”，而是包含了各个年龄和多个领域的人，这说明足球巨大的政治超越性，也说明郑梦准将韩国带入新的政治理想之中。
“足球党”的政治凝聚力也许是短暂的，但韩国人通过世界杯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形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百姓踊跃捐献家里的黄金，帮助政府度过难关，在国际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这一次韩国队和韩国“红魔”球迷的优异表现，是对1997年韩国形象又一次完美的提升。在世界杯期间，有2000多万人次的群众上街游行，但激情并没有导致暴力，没有发生骚乱和安全事故，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屡次发生足球骚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韩国人的国民性格在世界杯上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便是他们对红色的钟爱。整个世界杯期间，整个韩国成了一个“红海洋”。这种“红海洋”与中国“文革”期间的“红海洋”在外形上极为相似，但内涵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文革”的“红海洋”是与个人崇拜、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它象征革命、烈火和鲜血，而韩国的“红海洋”象征着强国梦和胜利的庆贺，更重要的是韩国以前的“颜色图腾”是宁静、内敛的白色，而现在将红色作为民族性格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向上、争强的国民精神。韩国“红魔”球迷给世界杯留下一片红色的海洋。
“足球党”的说法也许带有调侃意味，但说明世界杯在韩国人心中激起的那种民族的自豪和自信心已经超过一两个政党的地位。足球能否强国，可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足球被意识形态化之后，便拥有了特别的涵义。都说世界杯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韩国人在此次世界杯大战中赢得了胜利，他们的胜利与战场上的英雄凯旋是同一级别。
我们通过对韩国人在这一次世界杯上的种种变化，可以看到足球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意识形态化的。如果追溯它与日本争办200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历程，就会更清晰地昭显其意识形态色彩。韩国人在申办世界杯时与日本人平分秋色，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上，又与日本人一起挺进十六强，但其后的赛程中，日本人止步不前，韩国人一直冲进四强，在日韩两个老冤家的竞争中，韩国人历史性地战胜日本。
能激起韩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原因，还有历史的缘由。早在1966年，朝鲜队也曾经击败意大利队挺进八强，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两次由同一个民族的球队有所建树，以至韩国媒体用“重现1966”、“金主席，下一次让我们并肩作战”这样的标题表达“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之情。
当然，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