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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看球是为了宣泄情绪，足球场变成了口水街，几万人同声高唱“省骂”和“市骂”已成为一道足坛风景。这些在日常规则属于禁忌的言行某种程度上是对足球魅力的一种补充。没有球迷，就没有球星，没有球星，就没有足球。足球运动本身为球迷提供了充分表现的舞台。球迷打架。球迷砸人、球迷纵火乃至球迷杀人在警察那里总会得到相对轻一些的发落和处置。主场的球迷爱闹事，多半与警察的宽松有关系，主场火爆的下面潜伏着暴力的急流。
到现场看球的球迷大多有着强烈的表演欲和暴力释放欲，在电视机前看球的球迷则是一种窥暴欲在起作用。窥淫欲是一种病态，窥暴欲则可能是健康机制所要释放的。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兴高采烈，因为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收视率居高不下。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电视台新闻的收视率几乎都增加了10个百分点。人们在确认战争的性质（正义或非正义）之后，更关心战争的过程。过程是激动人心的，足球作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比冷兵器时代的武侠小说更为精彩，不仅不是虚拟的生活，更重要的它是不带任何兵器的肉搏，又是脚的施暴艺术，锁定那些窥暴者的目光也就很自然了。
或许根据窥暴的程度为球迷定个级：超级球迷，窥暴狂。
高级球迷，窥暴癖。
一般球迷，窥暴欲。
窥而不暴者，是球迷。
又窥又暴者，足球流氓也。
E足球潜藏着诸多暴力要素，人们如此迷恋足球与人们的暴力崇拜欲有关。暴力或许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素质，人类最初的施暴可能是用于生存，用于防卫，当人类遭到野兽攻击时，人类必须以暴制暴，这个时候的暴力是正义的。野兽要吞噬人类的生命，野兽要用暴力消灭人类，人类不可能和它讲和，只有杀死它人类才能发展衍生。当然，这里还有暴力级别的抗衡，只有人的暴力大于兽的暴力时，暴力的正义性价值才能实现。当人的暴力能够充分制服野兽之后，便出现了狩猎这一生产方式。人类的祖先在没有能力制造武器时，对野兽是没有能力施暴的，人类只能进行简单的刀耕火种来维持生存。如果没有弓箭、刀剑、火药的发明，人类也许至今还是素食主义者。但有了弓箭、刀剑、火药之后，人类开始射杀、屠戮动物，暴力升级了，已经超越了生存的层次，部落在狩猎时除了果腹之外，还有一种精神需求。这就是英雄崇拜。最早的英雄肯定诞生于人与野兽的恶斗，因为我们至今仍听到这样神奇的传说，“周处除害”、“武松打虎”等都表明英雄是与野兽联系在一起的。而“西班牙斗牛”这一古老的民间风俗流传至今，并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就在于它拥有浓郁的正宗的英雄色彩。斗牛士们手持利刃与暴戾凶残的困兽作生死之斗，是古典英雄大显身手的经典场面。只有这种血腥的厮杀才能够显示出英雄的本色来，没有暴力，就没有英雄。
人与动物的对抗以动物的溃退渐渐冷落，到后来就发展为人与人的对抗，就出现了暴力的最高形式——战争。战争中大量生灵涂炭，一将成名万骨枯。我们在欢呼英雄诞生的同时，往往会忘记那些死去的生灵。但战争又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推动文明的发展，也就是历史学家常说的，历史的杠杆。战争是一种暴力对另一种暴力的制服，英雄则是运用暴力出奇制胜的高手。人类可以没有战争，但人类不可能没有暴力，人类制定的法律便是暴力的一种合法使用，国家专政工具是用来捍卫法律的尊严的。
但是在和平的年代里，人们渴望比日常生活更有戏剧性的英雄出现，因为在英雄身上凝聚着许多的冲突和对抗，而这些冲突和对抗往往会意识形态化。古巴丛林英雄格瓦拉至今仍被一些人提及，并不是要真的模仿他的生活方式，而是他身上的那股草莽气息和英雄本色具有眩目的光晕，他一心一意执著于暴力革命的理想，在苍白的日常生活里是一股灼人的烈焰。中国的“文革”也是和平年代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它所以能够激发那么多“红卫兵小将”疯狂投入，就在于江青等人利用了青年人的英雄崇拜和暴力表现欲。几乎同时发生的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也是由语词的暴力转向行为的暴力，这场以语词颠覆和语词暴动为思想基础的学潮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后来引起了思想界的反思。
暴力话语天然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在部队里长大的作家朱苏进说，“最优美的最危险”。这是他对强杀伤力武器的认识和理解。暴力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武器，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它在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中屡屡发挥巨大的效力。毛泽东著名的“5·20声明”，同样是一种壮美。我学习“5·20声明”时还是一个小学生，但当时带给我的震撼到现在犹可触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何等磅礴的气势，何等豪迈的口吻。气宇轩昂，字句铿锵，是大军出征，又是长河落日，真让人热血沸腾，你觉得那就是真理，那就是终结，那就是抛头颅洒热血的价值所在。现在想来，当时我对“5·20声明”的内容全然无知，只是被那种气势、那种力量所慑服。现在想来，这种慑服与当时的文化内核有极大的关系。几乎所有这种话语都带有强烈的煽动性和迷惑力。而平和的常识与普遍的规律性往往都是最令人乏味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所厌倦的是生活的常识和普遍的规律，学究气的余永泽是一种非暴力的象征，但他对林道静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卢嘉川、江华等革命青年，因为卢嘉川是“长夜里的一道闪电”，而余永泽则是一个平静、平庸的书斋。
在巴黎举办的世界杯赛场，法国守门员巴尔茨以高超球技阻止了超级球星罗纳尔多的多次进攻。
暴力话语必然是一种宏大叙事。施暴者必然要做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架势。常常听人埋怨说，现在的文章没有激情，没有文采。有人甚至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反动透顶，但他们的文章还挺有文采。这等于说刑场上的死囚临刑前还挺男子汉的。张姚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暴力话语，充满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过一个”的气息。当时有一篇叫《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宏篇大论，全文透出的凛冽的杀气和霸道，不能不说没有气势，也不能说没有文采。这就像当年希特勒的演讲被戴上真理的光环一样，迷惑了一大批的德国人，他的理论与“四人帮”的政治纲领并不一致，但同样的反动，同样的气壮如牛，也同样地能煽动人心，但最终也同样把国家民族带入灾难的废墟。暴力必定制造废墟，但废墟在形成过程中爆炸的一瞬间所产生的辉煌也会产生一种激动人心的悲壮美。
F足球也是上种暴力话语。
观看足球赛更像一场集会，手持小喇叭，高举小彩旗，拉拉队在“托儿”的召领之下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墨西哥人浪”，锣鼓喧天，鼓手赤着上身，头扎标语，活像古典祭祀的场景。
我有一种不太恰切的联想，现在甲A、甲B各俱乐部大旗一竖，招兵买马，拉出个山头，有点像“文革”期间的战斗队和司令部，而球迷则像各派的忠实拥趸，球迷们“远征”客场为己队加油助威，则有点像当年的红卫兵“长征”、“串连”，那些球迷的大小头目和代表人物在“文革”期间也肯定是大腕级的“五星”红卫兵。现在足球俱乐部取代各个派别山头，联赛取代混乱不堪的文攻武卫，是时代的一大进步。足球比赛终究是一场虚拟的“战争”，而且在足球比赛中意识形态的因素被降解到最低点，特别是在欧洲，足球比赛已成为另一种“新经济”。人们的暴力崇拜被巧妙地纳入到市场化的操作之中。球迷支持心中的球队，崇拜心中的明星，前提是必须掏钱买票，看电视球赛也要忍受连篇累牍的广告。至于俱乐部所生产的产品，更是肆无忌惮地赚取球迷的钞票。
暴力本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人们的暴力崇拜欲是由于意识形态给予施暴者一个正义的前提。而今，暴力却被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利用了。球星是城市英雄，是青春偶像，但球星更是亿万富翁，更是金钱巨子。球星与古典英雄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古典英雄是除暴安良、一身正气、现金钱为粪土的楷模。武侠小说里的古典英雄无不轻商，无不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