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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英机自幼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1899年9月至1904年5月，先后在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期间，经历了严格的军事化学习。东条学习成绩不算太好，打架却很厉害，从不服输，被别人称为“打架王东条”。同时，军事教官的“在战争中要勇冲猛杀，视死如归，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的“训示”对他影响很大。
1904年6月，东条升入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4月毕业时被授予陆军步兵少尉军衔，毕业前夕他带领第17期300名学员在皇宫振天府前宣誓：“要为天皇而死……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之后他来到中国东北，赶上日俄战争的尾声。
1911年至1915年，东条英机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陆军省副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课员、整备局动员课长等职，并坚决支持日本军部的右翼法西斯分子谋划、策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东条英机兼任陆军通讯学校研究部部员等职。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任职于参谋本部，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1935年9月，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来到中国东北，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治安肃正”活动，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6年12月，东条英机晋升为陆军中将。翌年3月，东条出任关东军参谋长。6月，东条上奏日军大本营，鼓吹“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七七事变后，东条英机率日军直扑察绥和晋北，侵占张家口、大同、集宁、绥远、包头等地，并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东条指挥的察哈尔作战，被称作“关东军的闪击战”，日本陆军部认为：“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东条也因此而获得日本政府的第一张“战功奖状”。
1938年5月，东条英机回国出任陆军次官，负责陆军省常务工作，兼任陆军航空部部长、航空总监。至1940年2月，东条就任临时军事参议官；7月就任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他担任陆军大臣后，即派遣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并参与提出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日本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和对满事务局总裁，授陆军大将衔。此前，他发表宣扬法西斯精神的“战阵训”，强调日军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应思为常事”。同年11月初，以东条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11月中旬，东条在临时议会发表战争演说，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号召国民节衣缩食，“一亿国民齐上阵”。临时议会根据东条的要求，通过了38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追加预算案。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根据东条英机的命令，陆续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及香港等地发动进攻。12月8日，美国、英国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2年5月，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命令日军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6月5日，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重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400多架、兵员3500人。
1944年4月中旬，为加强中国日军与南洋日军的联系，东条英机命令在华日军执行“一号作战”手令，尽快打通横贯中国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这是东条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同年7月18日，由于日本在与美国的海战中屡遭重创，在侵华战争中连遭失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东条英机辞去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职务，退出军政舞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2日，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捕入狱。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12月22日被执行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罪行的审判重点，放在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上，东京审判期间出现了两次排队领旁听票的情况，一次是审判东条英机，一次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
当时被起诉的甲级战犯共28人，其中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正在押解途中，由于美国是“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受害国，因此美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列为头号甲级战犯，在指控日本战犯的全部55项罪行中，东条英机一个人就占了54项，此前，美国宪兵逮捕东条时，他曾用手枪自杀，他的辩护律师盐原时三郎对记者说，战败后东条深恐为外国拘捕，故手枪始终不离身旁，他让医生在心脏部位画一墨圈，洗澡后仍将墨圈画回原处。但东条那一枪打偏了，他被送进美国医院，美国大兵献血救了他一命，他醒后说，“我没朝自己脑袋开枪，是怕死后人们认不出我”。
中国的梅汝璈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战犯们的印象：“每个法官座上都摆了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座次排列的，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原，其余各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
作为九一八的另一名主谋，甲级战犯土肥原在法庭两年多的审讯中只说过一次话，当庭长问他是否承认有罪时，土肥原回答“主张无罪”，此后再不开口。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向华北扩张。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在他的策划下，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中国地方首脑进行拉拢，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没有收到成效。于是，土肥原又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