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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辐条，就成了轴。怎样保证罐体不在轴上前后跑动？用一截圆珠笔芯充当热缩套管，它们跟自行车辐条配合得天衣无缝。此类方法非常之多，你看到时也许觉得“啊，太简单了”或是“这谁都知道嘛”，可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爷爷发明的，是爷爷的财宝。
这个东西当然也不可能获任何奖。
我爷爷因为制作这种东西，经常被后世的人称为“民科”。我虽不知道“民科”的全称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关于其他“民科”的报道。那些人总是想发明永动机，或是自制一辆跑车。我爷爷与他们不同，他非常尊重基础科学，因为他就是教这个的。他是小学自然教师，不知道现在的小学还有没有这么一门课了，我小时候还有，非常有趣。它包含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教起来很不简单。我爷爷为了教好课，自己动手做教具。前面说的那两件东西都是教学用的，虽然它们对孩子们来说太巨大太恐怖了，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爷爷的第三个宝贝是一架塔吊。就是工地上用来吊水泥板的那东西。这架塔吊配有轨道，能左右移动，可以升降、旋转吊臂，以不同的速度收放吊钩，这一切都由一组开关控制。塔吊上层结构里有复杂的动、定滑轮组，多个功率不同的电机和齿轮组，整架吊车移动时还带有触壁倒转和阻尼制动的功能。这是给高年级学生讲课用的，但后来不知怎么到了家里，成了我跟弟弟的玩具。你要知道，在七八岁的年纪上，一个男孩子获得这样一台功能齐备、运转精良、无比精密的机器，是一种令人寝食难安的体验。我吃饭睡觉都在想那个塔吊，想弄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能吊起多少东西，从哪儿获得的力量。
而且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架。当时我跟弟弟有这么个共识：我们的班上都有那种家里很早就有彩电、顿顿都能吃肉的同学，有的还住在楼房里，冬天穿一种叫羽绒服的难看的衣服上学，即便是这种同学也不可能拥有这样一架塔吊。
后来全家回了北京，这架塔吊成了唯一带回来的大件教具，放在爷爷的阳台上。那时爷爷已经得了食道癌，经常负手站在阳台上，听着《失·空·斩》，看着塔吊吊起一盆吊兰，挂在晾衣竿上，又吊起另一盆，如此能看一个下午。有时他会翻开一个红皮笔记本，在上面写几笔。写完就收起来，从不让我们看。
塔吊在我手里，就是一台机器。我推前，它就往前走。我拉上，它就往上提。但是等到我爷爷操纵它时，它就像是个机器人。爷爷只管喝茶，它自己就会完成一整套复杂的操作。爷爷有时候摇头，有时候点头。可能爷爷觉得它实在太蠢了而摇头，可能觉得它还可以挽救而点头。有时候它摔了东西，爷爷就会对它动上几改锥，我想这大概是家法处置。但是它能吊的分量越来越轻了。起初它可以给鱼缸换水，但后来只能吊起一把小茶壶了。爷爷去世后，它不动了，换电池也不行，我们都不会修，只好由它去了。于是它就一直保持着指向西方的姿态立在那里。
爷爷去世后，我们回学校办理报销之类的麻烦手续，一并处理原来的房子。我见到了跟爷爷共事的其他一些老师，他们大多也退休了。我讲起爷爷的塔吊，说后来那东西不转了，大家抚掌大笑，说：“那太正常了，你爷爷做的东西你们可玩不了。”据他们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看见什么都想做一个，而且八成都能做出来，只不过只有他自己会用。刚流行收音机的时候，我们家第一个有了一台大型立式收音机；流行唱片机时，我爷爷又打造了一台带转角拉门的柜式音响，能放黑胶唱片，后来因为我把唱片当飞盘扔干净了而告终。爷爷养鱼，家里有三个大水泥池子，他听说要用加氧泵，不想去买，就用手头的材料做了一个。这一组材料中的变压器是从我的电子琴上换下来的残品，被他修好了，后来又坏了，他一生气，就用漆包线自己缠了个变压器。有一次他看公审死刑犯，回来竟然想制作一把自动步枪，被大家制止了。
听老师们讲爷爷的事，越听越觉得我跟爷爷之间的距离有如天渊。虽然我在他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但都是作为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具有完整人格、能跟他真正交流的人。等我具备了这种交流能力，却已经风不止亲不待了。现在，经过几次搬家，连那塔吊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爷爷做东西从不画图纸，都是直接动手，图只存在于他的脑袋里，他走了，那东西就成了无法复制的孤本。长大以后，我凭记忆复制过一些爷爷做过的东西，有几样成功了，比如用牙膏盒改造的潜望镜，我还对它进行了升级改良，能多段折射，弯成C形依然可用。我还做过一个证明热空气上升冷空气补充形成风的小东西。但是爷爷的塔吊我是做不来的，那里面有机械传动，有程控，有电路，有金工，有雕刻艺术，繁复无比，想想就头疼，让它去吧。
爷爷走后，收拾遗物时当然会发现那个笔记本。我拿在手里摸了好久，才深吸一口气打开。里面没有任何图纸或令人振奋的东西，只是凌乱地写着一些“坚持”“信念”“勇气”之类的字眼。我爷爷是个无神论者，至死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想，他信仰科学。
老师们告诉我：当时，学校给我爷爷很高的待遇。他们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院子，专门摆放这些大家伙，并在院子里盖了一间大房子，名曰“科技宫”。这些事我当然是记得的。我小时候抱着科技宫的院子里一个正在敬礼的少先队员雕像想爬上去，结果那个雕像竟然是摆在上面的，没有任何固定，于是我就跟雕像抱成一团摔了下来。所以我当然记得这个院子。有一天我在院子的大铁门里玩，来了几个高年级的孩子，举着一个长耳朵的怪虫，非要见我爷爷。现在想想，那东西就是幼年的蝙蝠。但当时我吓坏了，觉得他们是坏人，必须保护爷爷，我就说他不在，不给开门。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就大喊：“我是他孙子！”他们就大笑着跑开了。我一头雾水，心说孙子有什么奇怪的，你们没有爷爷吗？你们的爸爸都是茅坑里捞出来的吗？
几年前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那个院子门口骑车，忽然摔倒了。这段记忆大概是因为我确实是在那里学会的骑车，全程只摔了一次。当时爷爷搬一把躺椅，坐在两排平房教室之间的拱廊里笑，也不扶我。梦里，我摔倒之后慢慢地爬起来，透过铁门，看见爷爷正在院子里锤锤打打地做什么东西。他还是我小时候那个样子，戴一副琥珀色边框的眼镜，手指贴满白色的橡皮膏，干活时嘴唇总是抿得很紧。我抓住铁门的栅栏，恨不得钻进去，我想喊他，却发不出声音，而他当然也看不见我，只管低头干活。这便是逝去之人。
昂贵的默契
十月的一个周六，我送一位朋友离京，再一次宣誓这是今生最后一次熬夜之后，又被抓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其实并没有怎么熬，快六点找个床一扑，就睡着了，一睁眼就十一点了。算算也睡了五个小时。新郎来了个电话催快点过去。感谢上苍，我还是第一次接到新郎亲自催阵的电话——此刻他难道不是应该在走红毯吗？
婚礼上，我坐的那一桌，都是圈里的同行。大家有个两三年没见面了，有的得有六七年了，但面目依稀可辨。我挨个看着他们的脸想名字，甚是尴尬，正当此时，两个妹子居然问我：“你认识我吗？”真是太不给面子了。可是到了新郎新娘靠近我们这一桌的时候，大家一抹脸，眼中射出二十二道凶光，彼此交织，火花四溅，扫过之处连凉了的菜都冒起热气来，我赶紧吃了两口。
接着妹子们开始紧张有序地准备一些恶俗而又喜闻乐见的节目。什么调和油啊，胸口碎番茄啊，裤裆揉鸡蛋啊，尽是些平时一说就会让人觉得“我×真无聊”但婚礼上又玩儿得极尽兴的玩意儿。看着姑娘们天衣无缝的配合，我不禁出了神。你们这也太默契了！只见妹子们低着头，款式各异的刘海和长睫毛遮住了她们的笑脸；几双巧手碰在一起，用牙签扎透西红柿，再往里灌芥末。各种酒水调料很快混合成一碗碗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液体，再用红包架着叠成壮观的金字塔。壮小伙们搬桌子摆椅子准备点烟的戏码。他们交谈时声音很低，有时突然开心地笑起来，笑得眼犄角都开了，然后齐声止住，又开始工作。
他们就像一个出生入死三十余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