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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的表情，似乎不太想说抓阄的内容。其实我大致想得到：乡下孩子，无外乎争家产。
“那，赌得赢吗，现在？”我问。
刘五洲没说话。他把左手张开，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个不休。看着看着，手心多出个纸团。再一翻，又没了。一会儿又出来两个。又一翻，没了。再一翻，出来三个。最后一共出来四个，放在桌上，用手一抹，就全都不见了。他又喝了口酒。
“叔，我不知道，”他低着头，“一百次失手一次。但是我一次都不能失手。”
我有心问到底赌了什么，但看着他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其实并不算很熟。
最后我什么也没说。刘五洲抬头看了看我，笑了笑，拿起杯子往我面前那杯一撞，突然豪气顿生，仰头挺胸道：“没啥，叔，我能赢！”
我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举了举杯，喝了一口。还真是酒。
“叔，太晚了，您回去吧。我得尿个尿去。”他说。
之后有一个月我没见着他。问店里的小姑娘，答说刘五洲病了一场，好像还住院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我想，他那个身板儿，看着就像是有什么病，估计是回老家养病了。没想到几个礼拜之后，他又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店里了，只是脸色有点苍白。
“干吗去了你？”我问他。
“咳，病了，没啥事儿，叔，别担心！”
“呸，谁担心你？端面去。”
打那起，见他的面就少了，因为我来得晚，而他似乎较少值下午班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冷得让人不敢往后想腊月什么样。我裹紧衣服顶风去店里吃面，看见刘五洲正在给筷子消毒。消完毒，他把筷子一把一把地往桌上的筷笼里扔，例不虚发，惊得我站在门口半天没敢进门。他看见我，咧嘴一笑：“叔，您来了，快进来，冷！”
我在常坐的桌边坐定，要了碗面。等我吃完，略微暖和了一些，刘五洲就搬凳子坐在一旁跟我聊天。这天我给他讲了很多古人，因为我记性不好，估计有很多讲的是错的，比如我说孔融是晋国人。电子书下载，这也可以说是为了增加亲切感和说服力。刘五洲捧一杯热面汤听我讲，有时大笑，但大多时候很安静。末了，他收去碗筷，给我点了根烟。
“叔啊，今天再给您变个新鲜的，好不好？”他说。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又不老（这是真的，作者注），我点点头。
“您先把账结了吧。”他神头鬼脑地说。我一皱眉头，摸出一张一百的给他。
“您这也太大了，叔，”他接过钱，“我给您破开。”
他把这张大钞横着折了又折，成了一根纸卷，比直了藏在左手中指后，右手捏着一捋，接着双手展开，变成了一张五十的。
“我×！”我爆了粗口，“快给老子变回来！”
刘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制，再一展开，变成了一张二十的。
我颓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气无力地说：“妈的，你玩儿吧，臭小子。”
于是我看着他把这张钱变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最后揉成了一个小纸团，用手掌一压，再一打开，居然变成了一个硬币。接过来一看，还不是人民币，是游戏厅币。
“你小子生了场病，本事可大了，”我叹道，“往零碎了变算什么本事啊？你给我变回一百的来。”
刘五洲低下头，乱糟糟的刘海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么变，”他小声说，“还打什么赌啊，叔。”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冬去春来，妻子从广东出差归来，我也很少一个人去吃面了。即便去吃，也不会在那个点儿去；即便在那个点儿去，也没有人陪我聊天了。因为别的服务员干活太慢——相对刘五洲而言——所以总是很忙乱，没什么时间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刘五洲去哪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么赌。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个周六中午，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一个人去吃面。中午吃面，过程极简单：点、吃、结账、走。一般没工夫聊天。没想到过来个小胖子，也是十八九岁，穿着面馆的制服，弯下腰小声说：“叔，您认识刘五洲吧？”
我一横眉毛，刚想骂人，谁是你叔？怎么是个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么老吗？忽又一想，除了刘五洲，其实并没有什么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说刘五洲？”我放下筷子，“变戏法那个？”
“对对！”小胖子使劲点了点头，我真担心他把头甩出去砸着谁，“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么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刘谦，终于上春晚了吗？”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关节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烧烤店门口的大排档，就着两瓶啤酒给我讲刘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这家面馆的服务员，见是见过一万多次，但并没有聊过天。他是刘五洲的同乡——不仅同乡，还同村。这应该不假，因为他是我所见的在店里唯一跟刘五洲聊得比较多的人。他们村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出来到各城市的面馆打工，有出息的当面点师傅，抻面削面，没出息的端盘子洗碗，反正是跟面干上了。
刘五洲兄弟两人，哥哥叫刘四海。爸爸早死，妈妈把俩儿子带大，还没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撒手了。好在哥哥成人了，能种地养鸡维持生计，弟弟就出来打工。去年春节，刘五洲回了趟家，关于他哥哥的病，他成了村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刘四海得了一种所谓的怪病：尿多，全身肿，腰疼。好在他们村也不是什么特别闭塞的穷乡僻壤，附近县城里医院还是有的，结果街坊大嫂子带着去了一查——尿毒症。尿毒症是啥？村里人没有知道的，大夫云山雾罩说了一大堆，除了开好几千块钱的药以外，其他的都没听明白。
刘五洲是在祖国首都见过世面的人，决定带着哥哥去更大的医院看病。过完节，俩人就去了大同三院，终于把病问明白了。同时，也明白治这个病需要多少钱了。刘五洲扶着哥哥从医院出来，才一出门，咣当一头就栽倒了。
哥哥刘四海急了，说：“你这是怎么了？没钱咱可以卖房子，大不了不治了，你可急什么呢？”刘五洲说：“我倒不是急，我这半年老摔，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摔一跤，常有的事。”刘四海一听：“那可不行，这不是小事，这不还没出医院呢吗？走，回去看看去。”
刘五洲拗不过哥哥，只好去挂了号。这一查可了不得，刘五洲脑袋里长了个瘤子。
中间的事情，村里人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后来两人回了村，相对无言。几天之后，街坊大嫂子突然满村跑着叫人，说老刘家打起来了。大伙儿踹门一看，刘四海正举着一口锅，追着刘五洲满院子跑。大伙儿还没来得及劝，只见刘五洲往前扑地便倒，摔了个狗啃泥。这下刘四海也不闹了，赶紧搀扶起来撅砸捶叫，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消弭了这场祸端。
大伙儿一问，原来哥儿俩本来正在商议把院子卖了治病，但粗略一算，恐怕连治一个人的病都不够。于是哥儿俩为了治谁不治谁的问题吵了起来。街坊们好一顿劝解，才把两人劝住。当地民风淳朴，大家觉得求生本能驱使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所以谁也没有对刘家哥儿俩有一丝态度上的改变。相反，大队还组织了一次捐款，结果收到的大部分都是棉衣。这有什么用？两人哭笑不得，每日里继续争吵。
吵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得出一个结果：抓阄。两人商定，写两张纸条，一张写“生”，一张写“死”。抽着“生”的，卖房子治病；抽着“死”的，合当殒命，不得怨天尤人。两人请村里有名的大了①。写好纸条，扔进一个瓦罐里，突然相视凝噎，接着抱头大哭起来，把罐子扔井里了。
这事儿就这么没人提了。刘五洲说：“不管给谁治病，多一分钱也是好的。”于是他决定回北京继续打工，尽量多挣钱；把哥哥托付给街坊之后，洒泪而别，回到首都北京。一下火车，刘五洲就贼忒忒地打听变戏法、教牌技、出老千的师父，好拜师学艺。（这部分是村里人编的，作者注。）中间过程，外人不知，一起打工的老乡可是眼看着刘五洲的手艺一天天地见长。
刘五洲在店里或宿舍，得闲时总会练上两手。猜豆子，掌心点火，变金鱼、变鸽子、变白兔，刘五洲都练过。但他练得最多的、每天必练的就是隔空抓纸团。说“隔空”不太恰当，应该说是“凭空”。无论有多少个纸团，里面写上什么字，